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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脱欧民族情绪不可轻视

英国在激烈挣扎了三年后,终于在1月31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3时脱离了欧盟。(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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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2020年2月4日

经历了一次公投、两轮大选、期间换了三任首相,英国在激烈挣扎了三年后,终于在1月31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3时脱离了欧盟。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震惊全球,更伴随美国选民选出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当总统,开启了持续至今、越来越显著的反全球化现象。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矛盾,是支持全球化的西方统治精英阶层,跟各国要求恢复自决主权的草根民意的严重对立。把后者蔑称为不理性的民粹主义,恐怕漠视了其中的民主正当性。这一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安全等等方面,面对巨大的失落感,也担忧民族成分和文化本色的稀释,当中甚至包括越来越多属于“旧经济”的、在竞争中被边缘化的没落中产阶级。

致力于英国脱欧的欧洲议会议员、英国独立党前党魁法拉奇,1月29日在欧盟议会上的4分钟告别演说,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英国脱欧的理由。他表示,英国原本加入的是个自由贸易的共同市场,而非越来越集权且反民主的欧盟。他说,欧洲人希望贸易、友情、合作、互助,并不需要欧洲委员会、欧盟法院这些缺乏任何民意基础,因而是不民主的体制。从主权在民的民主精神看,法拉奇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从成员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立场出发,欧盟的组织架构,确实违背了民主精神。虽然欧盟宪法设立了三个决策机构——欧洲议会、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委员会——当中只有欧洲议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其余都是缺乏民意基础的官僚机构。在决策流程上,真正的决策权其实掌握在欧洲委员会手中,欧洲议会更像是欧洲委员会制定法律和规章的橡皮图章。同时,欧盟法院扮演了终审法院的角色,凌驾于成员国的司法体制之上。

反对英国脱欧的意见,大多集中在经济利益方面。欧盟的统一市场和统一标准,使得联盟内的资本、人员、技术、货品及服务能够自由流动。然而,这些经济利益的代价,则是成员国在司法、移民乃至财政政策上失去了不少自主权。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现象一致,欧盟所带来的利益主要由知识精英获得,广大草根民众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竞争和生活压力,但是他们却难以通过民主方式表达反对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是因为欧盟不够民主,问题或许还有回旋余地,但犹如法拉奇所指控的,欧盟的问题还在于其反民主的性质。他举例说,自2005年起,法国、荷兰、爱尔兰均公投反对欧盟宪法,但是欧洲委员会仍然无视民意,一意孤行,于2007年强力通过。法拉奇形容这是欧盟反民主的霸凌行为,并且自豪地表示,英国脱欧证明欧盟无法欺负够大够强的国家。

法拉奇的演说还反映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已经在许多国家引起选民的焦虑甚至反感。很多地方的排外情绪,甚至已经上升为对移民的厌恶乃至暴力。部分原因是各国的统治阶层,并没有正视草根民众因全球化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对无法通过民主手段自主决定命运的不满,反而还沉溺在自身所享受的全球化好处之中,并把反对全球化简化诋毁为不理性的民粹主义。

统治阶层的盲目,可以从当前美国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过程窥见一斑。几乎所有参选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均一致反对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政策主张。已经有越来越多分析指出,光是这一点,就大大提高了特朗普连任总统的概率。由此不难看出,全球化对于各地的统治精英阶层而言,已经变成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任何政策总有其利弊,必须经过民主辩论和妥协谋取折衷办法,如果继续一味地漠视反对民意,今后逆全球化的反弹力道,恐怕将变得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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