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2020年7月29日
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负责管理及投资我国国家储备金的三大机构，其投资回报率都下跌。国家储备金的投资回报是财政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投资回报率下降，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收入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在应对冠病疫情推出了庞大的经济援助配套，导致财政预算出现庞大的赤字。在收入减少以及开支激增的情况下，公共财政面对巨大的压力。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前天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年里，在扣除全球通货膨胀率后，它取得2.7%的年化实际回报率，低于前个财政年的3.4%，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低的回报率。若以五年的名义回报率计算，它的年化回报率是3.9%，也比前个财政年的4.9%低。
较早前，金融管理局公布，它在上个财政年度的净利下跌44.8%，主要是因为投资收入锐减92%。另一方面，政府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其一年期的股东总回报率是负2.3%，扭转了前个财政年度1.49%的正数回报。这是淡马锡控股自2016年表现最差的一年。
根据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框架，政府每年可从这三大机构的长期预期实际回报中，提取不超过50%的盈利，充作政府的开支。在本财政年，财政部估计将从这三大机构提取186亿元，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近20%。可见，储备投资回报对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GIC以及淡马锡控股都表示，投资环境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它们会谨慎投资，以降低风险。然而，正如GIC首席执行官林昭杰所说的，各地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攀升，投资者可能面对支付过高价格以及蒙受永久减值的风险。
此外，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全球累积的债务，可能引发另一轮的金融危机。在这艰难的投资环境，我国的公共财政恐怕须要摆脱对国家储备投资回报的过度依赖。
然而，冠病疫情在全球肆虐，对我国这个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官方估计，我国今年的经济将萎缩4%至7%，而在经济援助配套撤出后，企业倒闭以及失业潮可能涌现。这意味着公司税以及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提升空间不大。此外，间接税如消费税、拥车证或印花税等收入也将因经济萎缩而受到影响。疫情当前，政府承诺它不会在2021年调高消费税。
既然开源的空间受限，公共财政的另一选项是节流。但疫情持续蔓延，全球各国都大开水闸，出台庞大的经济援助配套，以保企业以及保就业。我国推出了四个财政预算案，总拨款929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笔的援助措施。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政府首次从国家储备金提取49亿元，以振兴经济。这次的抗疫预算，政府动用国家储备高达520亿元，比2009年超出10倍。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眼云烟，政府在一年后就将钱悉数归还储备金。但这次的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经济复苏之路将是漫长与崎岖的。
其实，第二波以及第三波的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一些国家与地区重新收紧病毒阻断措施，并为受影响的企业与员工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前晚，李显龙总理在新内阁就职仪式上指出，受疫情冲击，一些行业将不复以往，而政府也不可能一直支援它们。但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将协助建筑承包商重新站稳脚跟。此外，政府也决心协助航空与旅游业渡过难关，以免波及其他行业。
我国在抗疫方面的财政投入很大，但所幸我们在建国以来奉行审慎的财政政策，累积了厚重的储备金，而储备金的投资回报又为财政收入做出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疫情蔓延以及投资环境恶化，对公共财政的收支构成双重的压力。储备金是新加坡这个小国的战略资产，我们或许应在开源节流方面，拓展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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