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7日
常言道，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前天，副总理王瑞杰在国会上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除了应对冠病疫情带来的短期挑战，还须善用它带来的转型契机，为下来五年至10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兼任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的王瑞杰也勾画出后冠病时代的结构性改变以及我国的三大经济战略。首先，一些国家开始内视，对全球化的支持减弱。其次，亚洲经济复苏加速，在全球经济占比继续扩大。第三，我国劳动力增长放缓。
王瑞杰强调，面对这些结构性的改变，我国须进一步巩固作为全球及亚洲科技、创新及商业枢纽的地位。此外，政府将加倍努力促进包容性增长，为社会各阶层创造工作机会以及提升员工的技能。另一方面，我国须加强经济韧性，以提高竞争优势。
其实，在疫情来袭之前，政府已经积极推行经济转型，并鼓励员工提升技能。其中，数码化是经济转型的主旋律。疫情对企业以及工友固然造成极大的痛苦，但它也凸显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政府推出了总值近千亿元的财政预算，除了为企业以及工友纾困之外，也同时着眼未来，加速经济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疫情期间，企业以及个人对数码化的接受度大为提高，从而为经济转型带来契机。病毒阻断措施促进了电子商务和线上交易，包括外卖服务。形势比人强，不少小企业以及微型企业自动自发地走向数码化以求存与发展。此外，居家办公及病毒追踪的要求，也使不少过去抗拒数码科技的国人，转变了思维。无疑的，在后疫情的时代，数码科技的使用将成为新常态。
疫情也加速了企业的重组以及职场结构的改变。在疫情冲击下，虽然有许多行业与企业积极转型，但也有不少在传统经济裂隙中求存的企业遭到无法修复的破坏。尽管政府提供多轮的纾困配套以及银行给予债务延期付款方便，但他们之中有些将无法熬过疫情而退出。同样的，疫情改变了职场结构，一些工作一去不复返，而国人也对提升技能以及转行有更大的接受度。这都为经济转型给力。
然而，疫情也使我国的经济转型，面对不少的挑战。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供应链已因中美关系恶化而脱节。疫情当前，边境管制以及重要物资出口的限制，进一步使全球供应链受到破坏，并加剧了反全球化的浪潮。新加坡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而贸易以及外来投资是我们的命脉。因此，新加坡受到的冲击也比其他国家来得大。
在后冠病时代，全球供应链不太可能回到疫情前的情况。在疫情来袭之前，全球的供应链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而布局，各国互通有无，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库存和相关的顺带成本，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目标。但疫情暴露了这个名为“适时生产”模式的脆弱性。全球出现重要物资短缺以及抢购的现象，让各国认识到，它们必须自己生产重要物资。因此，“以防万一”的模式也应运而生。
王瑞杰指出，在强化我国经济韧性方面，我们必须确保本国生产重要的物资，包括医疗用品以及食物。此外，我们也将发展绿色经济以保持竞争优势。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要求，同时也可转化为商机。他表示，我们可以创造性地结合“适时生产”的效率以及“以防万一”的韧性，以加强我们作为亚洲中的全球枢纽地位。
要取得这个良性的循环，我们有必要从反全球化的浪潮中突围而出，以确保我们与世界的联通性，并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在应对疫情期间，政府已经拨出了大量的资源，包括动用国家储备。因此，在资源分配上，如何在加速推进经济转型以及照顾那些落在后头的企业与国人，考验政治领袖的智慧与判断。
新加坡建国55年经历了不少的经济危机，也从不同场合的危机中寻找到机会，从而加强经济的韧性。我们在上一代建立的稳固基础上，面对这场疫情危机。因此，我们也应该为下一代建立更坚实的基础，应付另一场总会到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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