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0日


冠病疫情在全球肆虐，威胁人们的生命与生计。为了纾缓疫情的冲击，全球多个国家纷纷推出巨额的财政援助配套。美国在3月底推出了总值2万亿美元的财政援助配套后，特朗普总统日前签署另一个总额9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配套。一般预料，候任总统拜登在下个月就职后，他将提高援助配套的金额。


同样的，新加坡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四个总值近千亿元的疫情纾困配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此外，政府动用了520亿元的国家储备金，这相当于从1996年至2019年的财政盈余总额。换句话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我们动用了20多年累积的财政盈余。面对这个百年一遇的全球瘟疫，这笔巨大的投入虽然是无奈，但却是必要的。尽管如此，这么大笔的投入难以为继，政府的财政援助配套总得逐步撤出。


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指出，纾困援助将随着冠病疫情稳定下来而逐渐停止。但她表示，援助不会骤然撤出，以免产生企业倒闭潮的悬崖效应。她强调，政府会根据局势的发展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援助措施，而企业和民众不应期望领取与之前一样的援助。


在疫情发展还充满许多未知的情况下，公共财政面对多方的压力与艰巨的政策抉择。虽然本地的疫情至今受到较好的控制，但是全球蔓延的疫情压缩了我们这个外向型经济体的政策空间。


以新加坡与香港达致的航空泡泡计划为例，因香港暴发新一波疫情而使这个计划被迫展延，并为航空旅游业的复苏蒙上阴影。即使冠病疫苗已问世，但是疫情还没有过去，一些地方重新封城以及限制人流。这些外围因素，影响了我们的财政援助配套撤出的时间点以及力度。


美国在疫情期间两度推出纾困配套，而我国则先后推出四个财政预算，显示了冠病病毒的生命力出乎意料。在漫长的保生命与保生计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提防援助配套所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以及人们对援助的过度依赖与应得心态。


政府的财政援助配套，为企业以及个人提供喘息的空间。要不是政府的财政援助配套，不少企业可能已经倒闭，而资金周转困难的国人可能已经破产。但是，政府有必要确保企业或个人不会由于有了财政援助的保护伞，而进行鲁莽的收购或投资。当企业或个人不必承担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让政府为他们背负责任，道德风险便产生。


在疫情重创经济之际，全球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股市却逆势而行。低利率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但全球多个国家推出的财政援助配套，也为这些风险资产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从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


其次，民粹主义的浪潮以及多国政府争相推出援助配套，可能导致人们对财政援助的过度依赖，并把它视为理所当然。企业或个人对政府援助存有应得的心态，将产生虚幻的安全感，从而失去转型或提升技能的迫切感。政府要撤出援助配套，将面对更大的阻力。


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再加上巨额的疫情纾困配套，使全球在后疫情时代面对严峻的债务问题。幸好，我国在上一代的审慎理财下，累积了可观的储备金，不需要对外举债应对疫情。然而，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储备金成为了我国关键的战略资产。因此，在推出新的援助措施时，动用国家储备应该是最后的选择。


政府承诺不会骤然停止援助，为企业与个人派发定心丸。与此同时，它也强调，财政援助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其实，政府已逐步撤出广泛的财政援助配套，并推行更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企业与个人应做好准备，不应对进一步的财政援助存有不切实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