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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寻找下一个英培安

英培安对文化事业的身体力行,已经让他化身为本地特殊的文化符号。(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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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著名作家英培安于2021年1月10日下午1时35分病逝,享年74岁。英培安在2007年被诊断出罹患第四期前列腺癌,无法动手术,但他依然笔耕不辍,在与癌症抗争期间,于2011年完成近25万字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画室》。自1960年代读中学时便开始写作的英培安,不但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也热衷于办杂志、开书店。他对文化事业的身体力行,已经让他化身为本地特殊的文化符号;他的离世,也迫使我们思考所必须思考的相关问题。

于二战后的1947年出生的英培安,见证了新加坡反殖民和独立建国的政治斗争、教育文化政策的剧烈变革、社会语言环境天翻地覆的转化、人文面貌随经济繁荣发展的蜕变,并且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文字,创作了一个个反映本地时代演进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有血有肉的人物,为新加坡的历史和国人的集体记忆,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记录与丰富想象。

在任何工商社会,全心全职投身文学艺术创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需要天分和过人的才情、浓烈的兴趣、坚定的志向和意志力,更需要安贫乐道的献身精神。就算个人有幸集合了这些难得的条件,社会也必须具备让其容身与成长的基本空间。英培安最终升华为本地的文化符号,不光展示其个人的奋斗成就,也反映了新加坡这个一度被讥为“文化沙漠”的生态变化。

英培安在31岁的而立之年,因涉嫌同情共产主义及左派运动,被当局援引《内部安全法》逮捕和单独监禁四个月,随后被有条件释放。出狱后他继续写作,并于1980年代致力于文学创作中最具挑战性的长篇小说,在1986年发表首部长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且获得1987/1988年度国家书籍奖。英培安在2003年获颁新加坡最高艺术荣誉的文化奖,表彰他在文学创作的贡献,折射出作家和体制之间从对立到和解的曲折过程。

新加坡建国初期仍然面对政治和社会动荡,对于像英培安这样的创作者而言,势必难以置身其外。但是从体制的角度看,身处冷战前线的东南亚,面对共产主义席卷中南半岛威胁,国家安全前景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创作及言论自由均被视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随着国际和区域局势的稳定,以及国家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成熟,作家等文艺创作者的地位,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奖在2006年改由总统颁发,显示了这一价值变化。

类似英培安这样的全职艺术创作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慰藉心灵的需求因宗教信仰与传统规范的式微而无处安顿,尤其需要艺术家为集体心灵把脉问诊,寻求出路。然而艺术家之所以能如此,却源于他们特立独行,拒绝接受主流价值束缚的天性。他们的言行,因此经常被视为具颠覆性和危险而不见容于社会。这一根本矛盾,或许正是艺术作为一种志业乏人问津的本质原因。

全职写诗歌、散文、时评、戏剧、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共七部)的英培安,不仅在本地华文文艺界绝无仅有,在新加坡恐怕也算是个异数。他的追求,无疑是孤独的;他的存在,应该也难以复制。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文化沙漠”还能再开出奇葩吗?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已,更攸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进入21世纪的第21个年头,世界再度风起云涌;“国家不幸诗家幸”,寻找下一个英培安,或许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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