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WEF）创办人及执行董事长施瓦布教授在他出版的新书中，盛赞“新加坡模式”，并形容我国是“利益相关者政府”的典范。早在1971年，施瓦布在成立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时，首倡“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弥补“股东资本主义”认知的不足。
施瓦布列举我国在公共住屋、教育、卫生和数码化所取得的成就，以说明新加坡政府在照顾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在急速改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后冠病时代，全政府的治理方式已不足够。其实，企业所肩负的角色与社会责任，乃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更重要的内涵。
前天，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在联合早报主办的财政预算案商业论坛上便表示，为应对后冠病时代的严峻挑战，政府希望加强与商界及民间的合作，促进企业和员工相互扶持，并鼓励更多企业回馈社会，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应变能力。
在冠病来袭时，政府去年推出五个总值近千亿元的财政预算案，以保企业、保生计及保性命。其中，拨给企业的雇佣补贴超过250亿元。此外，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将在三年内再拨款240亿元，以协助企业转型与创新。
从多个财政预算案的主题显示，政府强调同舟共济、携手同心、坚韧团结与越战越勇的精神。政府不仅着眼于应对冠病疫情，也积极鼓励企业转型与创新，以把疫情的危机转为机遇。无可否认的，政府一如既往地扮演主导的角色。然而，这不应该导致企业处于被动的地位或是无所作为的理由。其实，新加坡是否能越战越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主动配合以及它对社会责任的认知。
首先，企业应该充分把握政府赋予话语权的机会，对切身的商业议题发声，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除了一般的减税或补贴的诉求，企业界还应该放眼未来，以协力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创新。政府在2016年为23个行业制定转型计划，并准备在最近推出更新版。在这方面，企业的建设性反馈能确保政策接地气，从而加速转型的步伐。
当然，要有系统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看法，企业家有必要扩大视野。在这个过程中，商团与商会在汇集企业的回馈方面，可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其次，企业的转型有赖于人才的培养与保留。在削减成本时，企业若动辄裁退员工，不仅腐蚀企业积累的技术实力，也摧毁员工的敬业与乐业精神。身为企业公民，企业家从长远着眼，尽量保留以及培训员工，对企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正面的作用。
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脱离不了社会。因此，企业的责任不仅是为股东争取利润最大化，也应该把部分的盈利回馈社会。其实，在移民社会的时代，不少企业家发挥儒商的精神。他们在经营管理上以人为本，并倾资办学或是建立医院，为社区做出重要的贡献，并赢得人们的尊重。他们展现的家国情怀以及公益精神，是社区巨大的社会资本。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功能的扩大，企业家的社会角色逐渐淡化。然而，在后冠病时代，企业营运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稳定。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将继续影响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企业也难以幸免。此时此刻，重新审视儒商精神或是现代版的企业公民，或许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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