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近日正式委任由新加坡医药协会、人寿保险协会，以及医学专科学院代表所组成的三方委员会，探讨改进私人综合健保计划的管理。此前，由政府牵头、成员包括业主和租户社群、业界专家以及学术界的公平租约临时委员会，制定出了零售场所租约行为守则，政府也表态支持立法落实守则。两起事件均反映自由市场失灵，而不得不依赖公权力介入调解。政府的有形之手纠正市场偏差，似乎也成为世界趋势，为应对垄断和全球贫富差距等问题提供启示。
新加坡医药协会和人寿保险协会因医疗保单索赔额及保费日益上涨的原因各执一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和信心。人口老化意味着社会对医疗的需求将持续上升，进而推高集体和个人在这方面的负担；确保病患继续获得高质量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护理，因而是最高的“公共善”。但是，不同利益攸关方各有其所必须维护的利益，如果相持不下，最终必然两败俱伤。所以，政府的介入不但有必要，更是众望所归。
同理，冠病疫情开启网购消费大势，严重威胁本地零售业者的生存能力，也让商场业主同租户利益关系不对等的矛盾更为突出。如果不及时改变现状，则非但众多零售和餐饮业者的前景堪忧，更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冲击，如经济结构和就业率的稳定，以及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因此，政府的介入不仅限于作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调解人，还须辅之以立法强制的手段，扮演强势仲裁者的身份。从舆论反应观察，这一发展的正当性获得普遍肯定。
本来，按照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供需应当交给市场的无形之手去解决，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长期的实践也证明这一理论的优势。可是市场毕竟不是上帝，总会出现失灵的时候。若没有其他补救办法，后果轻则削弱经济生产力且摧毁财富，重则引发政治动荡甚至战乱。因此，学界开始对放任的自由主义有所保留。冠病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进一步暴露了自由市场的缺陷。各国从经济全球化对效率的无限推崇，被迫开始重视安全、韧性、可持续性等其他价值。
之所以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或许能够从自由市场初始理论、亚当·斯密的著作寻找线索。世人皆知他的巨著《国富论》，却忽略了他的另一部作品《道德情操论》。唯有把两部书合在一起看，才能对他的自由市场理论有更全面的理解。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容易诱发人性的贪婪，所以必须有立足于对上帝的敬畏的道德伦理意识的平衡，才能保障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市场失灵，恐怕正是这一偏颇所导致的阴阳失调。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就在于自由竞争所产生的“强者愈强”的“帕累托法则”，即少数玩家在取得初始竞争优势后，急速把其他竞争者抛开，最后在取得市场主导地位后，又因为缺乏道德情操而采取妨碍竞争的垄断行径。美国国会在去年底公布反垄断调查报告，认定苹果、谷歌、亚马逊和面簿等科技巨头，依靠平台优势和对数据的掌控，违反竞争原则，并有意对它们发起监督和执法，表明自由市场的弊端，或许还是得靠公权力纠正。
问题在于，有形的手所能发挥作用的机会窗口，正在急速地关闭。冠病疫情的一大副作用，是很多国家的民众因政府应对疫情不力，而对公权力信心丧失。科技巨头的垄断已经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强大，不但富可敌国，而且形成了“大到不能倒”的尴尬局面。所以，单一国家和政府已经不易管控它们，必须是各国联手。然而，当前的国际形势，却又隐然出现了新冷战的味道，不利于纠正市场失灵的国际合作。如何让自由市场阴阳调和，或许是后冠病时代世人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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