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全国职工总会前主席、人民行动党前议员彭由国去年6月在泰国曼谷自首，并被贪污调查局人员押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同事迎面就问：彭由国，谁来的？
同事有这样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奇怪，毕竟彭由国人间蒸发了35年，1970年代和之后出生的人，恐怕对他都不会有什么印象。说实在的，要不是工作需要，如写职总发展史时有接触，我也不会知道这号人物。
举凡提起新加坡对贪污的零容忍，即使对象是政治人物和高官也不例外，彭由国失信的案件总会是有关当局引用的案例。另外两个案例是前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收取贿金，东窗事发后于1986年畏罪自杀，以及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因贪污罪成，原本被判坐牢四年半，经上诉后刑期减至18个月。
吊诡的是，记得这些反面教材中主角的国人看来并不多，更别说是了解他们为何犯法、新加坡社会又如何受到他们的行为的影响。
这让我感到纳闷：国人对国家如何发展是否欠缺了解，而把眼前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先来看看彭由国当年的“风光史”是如何与新加坡的发展史紧紧相连。新加坡为了吸引外资，一些新兴工业在上世纪60年代，获得了诸如特定时间里可不缴税的优惠。这些工业都集中在裕廊，促使职总把相关工人组织起来，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PIEU）在1964年因此应运而生。至于俗称“坡底”的市中心轻工业，职总则在1970年成立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SILO），把工人组织起来。
到了1970年代末，PIEU和SILO的会员人数超过10万人，在不少雇主仍与工会对立的年代，这两个“霸型工会”的会员人数，占了职总总会员人数的将近一半。
两个“霸型工会”也分别设立了合作社，在1970年代末已有18家超级市场、一家印刷馆和一个家具中心等等。
SILO一度是新加坡最富裕的工会，拥有700万元的资产；PIEU则屈居第二，拥有400万元的资产。彭由国是两大综合工会的秘书长，35岁就当上职总主席，他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曾与彭由国一起服务工会的会员难以忘怀，当年工会开设超市是要惠民，大家下班后到超市义务帮忙包蔬菜和打杂等情景。
在劳资纠纷仍普遍的年代，SILO在1974年史无前例的与新加坡巴士公司达成工资协定，只要职员肯穿制服、上礼貌课程和准时上班，就能获得加薪。彭由国成了推动劳资政协作的重要功臣。
彭由国逃亡后，职总派了不少人到PIEU和SILO处理相关事项，职总也修改工会章程，确保权利不集中在个别工会领袖身上。SILO和PIEU超市后来与职总消费合作社（NTUC Welcome）合并成职总平价合作社，两个“霸型工会”拆解为九家中型产业工会，包括电子与电器工业工友联合会（UWEEI）和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等大家今天熟悉的工会。
职总是新加坡社会里一个重要的机关，政治领导人不时强调劳资政协作的重要性，但要不是彭由国再次出现，恐怕除了工会领袖和职总职员，PIEU和SILO两个“霸型工会”也没什么机会再重回公众视线。
彭由国回到新加坡后，大家普遍想知道：他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什么要自首，他为何当年非走不可，他这些年来的逃亡生活是怎么过的？
这些问题都随着他接受法律制裁，在法庭上有了答案。
新加坡步入第二个金禧年之际，多位政治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希望人民共同撰写“新加坡故事的下一章”。我想，在这么做之前，我们应当先问问自己对国家的发展史有多了解。试问不知道第一章的内容，又如何去开始撰写新的一章？
（作者是本报记者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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