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我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曾形容已故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总工程师”、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则是“建国总工程师”或“现代新加坡总工程师”，由此可见，“工程师”是相当受人敬重的职业。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我在念大学时，工程系是许多成绩优异学生的首选。当时电脑工程或俗称“Triple E”的电子与电气工程等科系炙手可热，即使只是初次招生，报读的反应相当热烈。因此当李显龙总理日前在美国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指出，不少新加坡人反映硅谷非常重视工程师，但在新加坡的公司却普遍把工程师视为后方支援者，例如维修电脑等，这促使我思考工程学科在本地逐渐黯然失色的原因。
综合各界提出的理由，可笼统归类为三方面。首先，新加坡是金融中心、医药与研究中心，并不是“工程中心”，换言之，工程领域无法为从事者提供优渥的工资或带来太高的声望。把最顶尖工程师的报酬与律师、医生、会计师或金融从业员相比，可谓差之千里。有人认为，工程师是一栋公寓建筑过程中重要的功臣，但工程师的待遇往往还不如成功推销公寓单位获取优厚佣金的房地产经纪。
其次，工程师属于后方的工作，支援性质强，工作时间又长，并不归类为“营利中心”，升迁机会自然相对少。一般相信，工程毕业生要获得更多升迁机会，就必须修读企业管理硕士课程，才能晋身管理层，负责长期业务规划。
第三，哪一类工程师的行情走俏是个周期性的问题——国家在大兴土木时，对土木工程师的需求大；但经济走下坡时，相关需求就会减少。业务不时遭遇周期性逆转的电子业，就不时传出裁退相关工程师的消息。读者陈惠谦投函本报，指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加入跨国企业当工程师，随着产业发展的改变以及产品周期性的盛衰遭裁员，只好纷纷转行当教师、卖保险或做房地产经纪。这名读者认为，新加坡若要打造硅谷的创新、创业文化，必须“重视工程师价值期过短的问题”，同时也必须对工程师的职业进行长期规划，给予他们持续增值的扶助。
所幸本地大学已意识到工程师如今负责的项目不仅日趋复杂，同时也已跨越多个学科，因此必须积极开发和设计新课程。例如，南洋理工大学将从8月新学年开始，让修读材料工程学、生物工程学和生物科学的本科生，可以选择修读医药生物学、药剂工程学、食品科学与科技等科目作为第二主修；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学院未来也有意推行更多工程创新的教学内容，以深化学生在创新和科技创业方面的能力。
人力部2月初公布的2015年职位空缺报告显示，截至去年9月，10个有最多空缺的专业人士职位中，土木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皆榜上有名。副总理张志贤日前说，我国将转型为创新经济，有必要发展生物工程、纳米科技、宇航和再生能源等较新的工程和跨学科领域。
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的能力，受到许多国家的肯定，随着我国将发展成为智慧型国家，它在废物处理、水资源、安保、交通、能源与电信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势必将进一步获得提升，这预示着我国对工程师的需求将会日趋增加。然而，我国接下来将会迎来哪些大型工程项目、需要哪类领域的工程师积极参与，有关单位有必要进一步介绍这些项目，让具备工程专业知识的国人了解他们今后可以扮演的角色。
与此同时，社会一些既定观念也必须作出改变。企业普遍把工程师视为提供技术支援的人，认为他们无法为企业直接带来收益；维修、行政、人力资源和传讯等部门多年来都被视为一家公司的“成本中心”，反观营销等与业务有直接关系的才是“营利中心”。试想想，当企业少了一众“成本中心”，又何来盈利可言？
（作者是本报记者 hosb@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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