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国断想
全职国民服役人员李瑞锋2012年4月参与演习时，因吸入含有氯化锌成分的烟雾后急性过敏而死。他的遗产代表起诉政府、排长和安全官的诉讼，近日未经开庭审理就被撤销，让原本淡出公众视线的案件细节和法律课题再次搬上台面，在坊间引起热议。
这个不幸事件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因为它牵涉公共利益，并关系到公众对一个重要制度——国民服役的社会信任。
服役是所有男性新加坡公民的法定义务。每个国民服役人员都有骨肉相连的家庭和亲属，都有牵挂他的师长、同学和朋友。没有他们的有力支持，这个推行近半个世纪的制度将因失去广泛的民意基础而无以为继，国防实力和国家生存势必受到严重打击。
国防部处理事件的方式，包括能否透明和及时地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和各种传言，显然对维持国民服役制度的社会信任至关重要。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时代，社会舆论众声喧哗，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和观点，“李瑞锋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防部或许还未适应一个正在急速变化的舆论环境，以致在这轮的相关社会讨论中陷入被动。
在法庭撤销李瑞锋遗产代表提出的诉讼后，国防部对媒体的询问只简短回应说，它和武装部队将继续为李瑞锋的家人提供支持。对于涉及意外的两名军官是否受到惩处以及赔偿细节，它选择不作回应。
这个决定的背后，可能有正当的理由，如隐私和保密的考量，或者是为了维护部队内部整体的纪律和士气，但在透明度要求提高的新时代里，却吊诡地形成一种冷漠和回避问责的负面公共形象。
前景一片光明的年轻生命，在个人梦想和追求尚未实现前，就意外陨灭，必然让至亲和认识他的人肝肠寸断，这场生死离散的悲剧，有着太多挥之不去的伤痛。李瑞锋的母亲至今对他的死无法释怀。或许是因为她在面簿上的留言引起的广泛舆论效应，促使国防部四天后作出回应。
陆军训练及军事准则指挥部司令陈永佳准将就此事在陆军面簿上发出的贴文中，澄清围绕这个意外的一些关注点，并且也在贴文中透露，武装部队已在2013年对两名军官“进行了行政处分并采取了纪律行动”。然而，这个缺乏惩处细节且语焉不详的表述，只让外界徒增国防部有意护短的印象。
相隔两天，国防部进一步向《海峡时报》透露，两名军官“已被调职，不再监督士兵的训练或活动”。在一个牵涉公共利益的课题上，采用这种“剥洋葱”式的信息披露方式，确实令外界感到困惑。这个举措不仅让得不到回应的其他媒体感到困扰，也使信息因自身传播范围受限而稀释了它本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国防部和两名军官在事隔几天后才先后决定不收李瑞锋家属讼费的举措，也因时间滞后，被一些人视为诚意不足。这样的批评或许有欠公平，但也反映公众对体制的信任感已受冲击的现实。
政府一锤定音的时代早已远去，包括国防部在内的政府部门，有必要掌握预测舆论发展方向的能力，即使无法做到百分百的精准，至少也应有换位思考的意识；坚持本位思维，必然无法做到通盘考量。掌握信息的部门有必要不断检视内部的信息披露原则，更好地平衡公众知情权背后的透明度要求，以及合理维护组织的有效运作和内部士气。
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2013年10月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显示，超过98％的新加坡人认同国民服役的必要性，凸显这个制度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国防部想必不把社会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它对关键的信任因素更不该掉以轻心。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主任 chancp@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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