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丰衣足食的精英之道德背叛，更多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当做正确的事情会造成他们利益上太大的损失，他们就宁可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任何道德上的担当。
美国两党总统党内初选至今的趋势，让各界开始担忧民粹主义的抬头。《联合早报》4月5日的社论说：“民粹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诉诸大众的利益及观感，后者主要源自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二是敌视既有的秩序，并把大众所感知的问题归咎于现有的体制和精英，同时力图取代他们。”社论也指出，民粹主义的抬头意味着民主的失灵甚至失败，其中的关键又以精英及大众之间政治互信的崩解为代表。正因为大众不再相信精英和现有体制，所以才不惜推倒重来。
精英掌握了主要社会资源，也负责利益的分配，大众在这方面是相对被动的。因此，彼此政治互信的瓦解，责任主要还在精英。这也是为何清代大儒顾炎武要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精英的人格，决定了公共生活的品质。有“股神”美誉的美国投资人巴菲特，对此也有相应的见解：“有人曾说在聘请新手时，要留意三种品质：人格、智商和精力。如果缺乏第一种品质，后两种将是致命的。”导致大批美国人的房产被贱价拍卖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正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上班的常春藤大学优等生明知故犯的杰作。
所谓“知耻近乎勇”，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其实也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之所以会发生无耻的事情，不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是非，而是缺乏相应的道德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俗话骂无耻之徒谓“良心都叫狗吃了”，指的就是这种缺乏道德担当的懦弱。但是这种道德担当的勇气，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的基础。像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那样甘于贫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毕竟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患于家计，总不免有为五斗米折腰的顾忌。
台湾政坛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部分反映了这种因位置改变而转换立场的人性丑陋现实。执政时说一套，在野时说另一套，在背后导引木偶的纤指，无非是赤裸裸的利益。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希拉莉，在对手桑德斯强力的挑战之下，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多个政治立场：从支持自由贸易变成反对；从主张对华尔街松绑到要求恢复管制；从反对墨西哥移民到欢迎他们……莫不是出于选举利害的考量。连希拉莉如此位高权重者都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更何况那些得养家糊口的平民百姓？
尽管不若普罗大众那样缺乏道德勇气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丰衣足食的精英之道德背叛，更多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当做正确的事情会造成他们利益上太大的损失，他们就宁可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任何道德上的担当了。而且当主事者的待遇越来越优渥，主动负责任引退的代价，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下咽。两相权衡之下，精英的脊梁自然就越来越弯，而脸皮则越来越厚了。
一众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并非不清楚衍生产品的剧毒，可是停止欺骗性的倾销，却会牺牲上亿万元的丰厚利润。况且，当主流政客都被收买，法律制度也被修改得充满漏洞，一旦东窗事发，捞得盆满钵满的作恶者都得以从容地全身而退——事发至今，只有一个瑞士信贷的倒霉鬼因售卖金融衍生产品而被罚坐牢三个月，而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法律追溯期限即将到来。如此低风险的犯罪行为，也难怪2008年的金融危机注定要发生。
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去年9月号的一篇文章不无嘲讽地沉痛指出，美国司法部对国际足球大联盟（FIFA）的高层集体贪污案穷追猛打，可是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共犯结构却视若无睹。文章说，自2009年以来，共有49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共支付了1900亿美元的罚款或私下赔偿，但是这些都是股东的钱，作奸犯科的银行家非但分文不损，还获得加薪奖励——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14年初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庭外和解后不久，银行董事局随即为他加薪74%，使其年薪猛增至2000万美元。
作大恶却不必受罚，担责任将损失惨重，正是如此庞大的机会成本，使得美国的关键精英拒绝了道德勇气。精英选择堕落，自然加剧了大众对体制的信心流失，进而合理怀疑精英之间互相包庇，置大众的公共利益于不顾。共和党体制外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毫不掩饰的民粹主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固然令各界大跌眼镜，民主党非主流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所号召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一呼百应，普遍得到理想性较高的年轻选民的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美国主流媒体不顾各类民调结果，至今还信誓旦旦地强调，希拉莉比桑德斯更能代表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也开始在社交媒体遭遇民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美式“赢者全拿”模式在世界推广和复制，这种精英享尽权利却规避责任的现象，以及伴随着普遍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造成许多社会出现了信任赤字，一些进而演变成政治危机。大众对精英和体制的怀疑，也以要求公共事务决策更加公开透明的呼声，以及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加重对精英究责的力度为形式表现出来。卫生部长颜金勇在国会就病人集体感染C型肝炎事件所形容的“怪罪文化”现象，也正是李显龙总理所担心的民粹政治可能在本地抬头的征兆。如何防患未然，恐怕将是今后本地政治必须正视的问题。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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