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慧:谁的民意

蔡英文说,“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没有空服员会走向罢工。(法新社)
蔡英文说,“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没有空服员会走向罢工。(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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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三拍

从政者如果没有政治智慧与担当的勇气来设法与社会一起寻求方案,只依赖民调,不也是一种政治逃兵,把政治责任转移了给民众。

6月23日,位于地球西部的英国,超过一半选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脱欧;6月24日中午前后,位于东方世界的我们在同步获知英国公投结果的同一天,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开启了她的首个外交访问——九天八夜访问巴拿马与巴拉圭,并将先后过境迈阿密和洛杉矶。

英国的公投结果与蔡英文的首个外访所宣示的目标,有很大不同。英国选择了脱离庞大的欧洲一体化系统,以期在经贸运作与棘手的移民等课题上能独立做主运行,不再受欧盟“捆绑”;蔡英文前天则利用这次出访宣布其新政将采取的“踏实外交”新思维,即“要脚踏实地,勤劳务实地结交朋友”,“不应该只限于官方的邦交。只要价值相近、诚恳相待,不管邦交或非邦交,通通都是台湾的朋友”。

一个是独立西方岛国,一个是在国际空间上受制于“一中”原则的宝岛,英国脱欧后预计10月诞生的新首相和台湾5月就任的新领导人都面对艰巨挑战。

英国此后要以自己的方式在资源与经济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框架下为民施政,而蔡英文新政府需要在下来四年里努力使其“踏实外交”取得可持续的突破口,实现其“虽然台湾外交空间有限,但新政府和世界连接的意志没有局限”的外交决心。

相对于英国变天后带给自己和世界的不明朗前景和挑战,台湾局内纠缠不清的政党政治和它面对的越来越强大的大陆,谁接手的都是更为棘手的台湾民生与两岸政治。

两个星期前到台北走一趟前,一个刚从北京出差兼度假返新的朋友说,“此行真是文化震荡”。她说的是在当地一按各频道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抗日或国共内战的电视剧,虽然剧情紧凑,但她一方面质疑有多少人,尤其是年轻人观赏,另一方面也思考这样的“电视教育”对中国人及新一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中共对外经常提醒它须面对的内部民族主义情绪,须背负的14亿人感情的负担,然而在学校教育和电视教育上种种凸显抗战英雄或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受害者的悲情的做法,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对外所产生的形象和影响,这样的包袱何来?解铃还须系铃人。

台湾社会同样面对大陆越来越强势主导两岸关系、局限台湾国际空间而产生的“受害”与“受困”情绪。加上台湾政局长久被走民粹路线的政党政治捆绑,以民调和民意为指标来作为或不敢作为,民生问题久无见天日,而民间情绪也一再地被政客利用来达到私利,台湾困局就一直这么被恶性循环。为此,中共过去八年在马政府时代对台的经济糖衣和提供的大陆游客经济,并没有消除台湾越来越感受到的大陆威胁,更别说是消除扁政府时代“去中国化”政策与教育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台湾的本土意识或台湾意识不是单纯只源于岛内政治刺激。

看着年幼孩子,看着台湾继续内外受困的未来,台湾友人很是忧心忡忡。另一台湾友人也无奈抛出:民调民意,到底是谁的民意?民意服务了谁?台湾政治轮替又能解决什么?

台湾朋友们为孩子的呐喊,还有更深沉原因:台湾年轻一代越来越内视,只追求自己好玩好看的事务,并以身为“宅男”“女神”为荣(还曾有“宅男女神排行榜”票选),无视国际与两岸局势,以及台湾因政治内耗所背负的社会与经济恶果,包括民粹化和社会的分化等等。一名40多岁的母亲说,除了只能靠自己努力给孩子应有的人格修养和社会观、国际观,她觉得日后也只能把孩子送出国受教育和发展。因为在许多有心爱这宝岛的台湾人看来,蔡英文即使真有心团结社会,到目前为止立法院里仍是蓝绿的政党政治捆绑施政,而党内权贵或党内斗争也阻碍着两党领导应为台湾做的事。

台湾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6月22日在立法院备询时,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引人深省,却又能在立法院里及政客中产生多少共鸣和行动?他感叹台湾“花在决策思考的时间不足,内耗虚空太多”,也认为台湾是有很大能量的地方,只是很多“功”都互相抵销了,“如果能导向相同的方向,是非常有希望的。”

手握政治与资源的人不作为,政客又乱作为,社会因民生问题未决聚集的不满与不安情绪,随时又成为政治运动的筹码,民粹与真正民困被混淆,为寻求政治正确的民调与公投都只是让更大问题再延烧或再生,投票的民意行动最终会因民众的事与愿违而演变成一波一波的抗争行动,民意的确又服务了谁?而从政者如果没有政治智慧与担当的勇气来设法与社会一起寻求方案,只依赖民调,不也是一种政治逃兵,把政治责任转移了给民众。

就如蔡英文就华航空服员工会发动的罢工所说,“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没有一个空服员会走向罢工;社会里的抗争行动,或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或为争取地方身份认同,都事出有因。

然而最令人动容的“抗争”行动,是许许多多个体,尽管对社会不平深感无奈,还是愿意从自己开始,以微薄力量不断在有限范围里教育孩子和改进周边环境。

中国作家、媒体人许知远在其《抗争者》一书的序中,引述了已故德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的,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于一种不确定的,闪烁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女,源自他们的生命和作品。

说的是。

(作者是本报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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