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国断想
近日，日裔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专栏文章《新加坡的尴尬》在朋友圈中流传。她今年4月受邀来新演讲，在短短的几天行程中，对本地的华文大环境有深刻的观察。专栏中点出的本地语文现象，如英语代表的强势社会经济地位、双语政策背后的工具理性、双语教育的空洞化及连带催生的应试心态，还有年轻人使用英语的固定倾向，都准确反映了现实的情况。
尽管对新井一二三描述的新加坡华文环境一点都不陌生，但看了难免还是让我有所感触。
很大的原因同自己在一个华文媒体机构工作有关。入行超过10年，深刻地体会到社会急速单语化的趋势。反思这个问题，自己或许也必须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接收的主要是英文的信息，阅读的社交媒体内容和工作上的资料，大多也是以英文书写。就连同事之间的短信，很多时候为了方便，也以英文传送。如此经年累月，用华文表达想法的意识日益弱化，若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加上刻意坚持，恐怕华文的阅读和表达能力早已退化殆尽。
如今回想，中学时代因为全班同学一直用华语交谈，英文老师无奈必须推行“罚款”制的年代业已远去。身边同龄的好友，不少学生时代都是中文学会的成员，有些也曾醉心中文流行音乐或文学、尝试过华文创作；但如今他们大多从事的行业跟华文没有直接的关系，无须用华文阅读或交谈。华文对他们已经无法产生共鸣。
华文在本地的凋零，其实充满吊诡。
李显龙总理2014年出席中正中学创校75周年的晚宴时曾透露，有30%的华族学生在之前一年的‘O’水准考试中选择高级华文，是2000年有关比率的将近两倍。表面上，越来越多学生选修高级华文，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但象征教育领域内部阶级（即所谓“双语精英”）的数据，无法衡量学习动机。
如新井一二三所描述，有多少学生是抱着冲线的心理，为了高级华文的升学优待，和从此可以不必再继续选修华文的奖励而奋发应考，是一个不难验证的现实。很清楚的是，华文补习中心生意红火，并不代表年轻一代学习华文的热情。
李总理当时也说，如果当初没有推行双语政策、推广华语或办特选学校，今天的新加坡可能已经是一个完全讲英语的社会。李总理所言不虚，但对一个像我一样，每日近距离感受华文大环境的人来说，这个政策也不过延缓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局面。
仔细观察，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也在于，中国的崛起并未从根本上促成本地华文大环境的改善。强大的中国经济意味着华文的工具价值已无须赘述，日益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必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渗透本地的商业环境，但它暂时无法改变全球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
在现代文化层面，对比西方强势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和文化输出，象征中国软实力的价值观和文化产品，往往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元素，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再加上近来移民融合的问题，引发少数种族的焦虑，以及本地华族社群的反弹，使到“中国因素”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华文在本地的应用空间。新加坡华人“哈韩哈日”，就是不“哈中”。
少了有感召力和启发年轻一代的文化符号，以及有软实力支撑的文化消费体系，可以想象，华文在本地的用途或将越走越窄。除了用来讨论政治正确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它不再是一个可以用来进行深刻思想交流，或论述严肃课题的一套语汇；更多时候是一种日常生活语言，或是一种个人的文化资本。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却也无力改变的结果。
想着想着，想到近年掀起一股新谣的怀旧情怀，让人感动的种种情绪，却也不免反衬出当下华文土壤的今非昔比。新谣，让人缅怀一个再也无法复返的年代，对必须逆流而上的人来说，对于本地华文未来的想象，似乎也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力量了。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主任 chancp@sph.com.sg）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