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义:“三不”“三可”学习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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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点义见

治大国若烹小鲜,经不起折腾,就这点而言,中国可以借鉴或至少观察新加坡政治转型之成败案例,以新加坡为活体标本,从中分析,扬长避短。

《联合早报》报道了中国国防大学今年初出版《新加坡发展之路》的消息。此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它的出版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政改是有方向的;中共恢复了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

既提起了“新加坡模式”,自然又一次引发“中国是否该学习新加坡”这个30多年的老课题。

首先,“学习新加坡”这一说法,最初的版本是“借鉴”,并不是“学习”。此言出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总设计师的范围划得很明确,一是社会治理,但后来中国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多了,很快就越出这个范围;二是借鉴;鉴者,镜也,所谓借鉴,不是全盘照抄,东施效颦,而是通过对照,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

之所以不能全盘照抄,因新中两国有三处基本差异。

从幅员上看,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中国则是国情复杂的大国;新加坡是一级政府,令出即行,中国则是五级政府,时有人感叹政令不出中南海。船小虽好驾驶,也好调头,但经不起风浪;大国资源丰富,左右国际局势,但不灵活,治理起来极其困难。大国、小国各有先天优势劣势,这注定小国模式无法复制于大国。此其一。

新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虽然都是一党独大,但中共是写进宪法里的执政党,而人民行动党每隔几年就要接受一次选战炮火洗礼。新加坡有反对党的存在,尽管疲弱,但并非花瓶。资深媒体人郑维认为,新加坡体制有一个强大的纠错能力,就是让执政党根据得票率,来反思施政出现的问题并且尽快做出改进。对执政党来说,大选既是考卷,也是民意的温度计和减压阀;对反对党来说,大选既提供了“翻身”的机会,但也有“被剿”的危险。因此,惟有切实为民服务,才是政治人物成功赢得选举的主要法门。

中国只有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不存在竞争执政权力的反对党。对地方官员来说,既然政绩考核压力主要是自上而非自下,上级自然比百姓重要;民意无法通过选举适时表达,因当权者无视而成为民怨,积压过久或爆发为恶性事件,然后上级查办撤职;无论继任者是谁,只要考核模式不变,地方长官的行为自然也不会变,长此以往,形成循环。两国的上层政治结构存在基本差异,处于下层的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结构自然无法复制。此其二。

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劣势是历史短浅,担心文化断根,优势是没有历史包袱,较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较易塑形。中国历史悠长,历史包袱不少,而且还有意识形态之争,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不容易。因此,新加坡作政治和政策创新时,压力较小,中国则反之。此其三。

既有三不可学,是否就没借鉴的意义了呢?非也。本文试举三可学。

首先,具体的城市治理和经济治理模块如环境治理、城市规划、企业国际化、金融管理等,以及操作层次的制度,如反贪污、公务员人事管理、政府危机管理等可学。由于体制不同,这些理念和制度无法全盘照抄,即便全盘照抄也无法达成同样效果,但是,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还是大体适用的。此一可学。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巨大成果,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故中国人多有“中国崛起”之雀跃欢呼,爱国主义高涨,时而盲目乐观,忽略了仍然存在的许多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对外甚至形成非理性民族主义,郑永年称之为“义和团主义”。新加坡也讲爱国,但新加坡讲爱国的基础不是崛起意识,而是忧患意识。强调忧患意识的一个好处是常反思反省不足,修自身以备不料之患。中国是大国,立于此历史关键点,若无崛起意识则无法锐意进取,但过分强调崛起意识恐易陷于冒进。若辅之以忧患意识,则能致中和。

再次,张之洞早在1898年已提出“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此法之不可行。新中两国目前都不是“中体西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制度。新加坡虽继承了以英国议会、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为国家机器的治国制度,但作了大量政策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强调本身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死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当前,新加坡政治正在转型,同时继续对继承下来的西方制度作出本土化,等于是西体“新”化,化为己用。无论政治人物或人民乃至外商都在一步步探试、适应这些转变,就如邓小平所说之“摸着石头过河”。治大国若烹小鲜,经不起折腾,就这点而言,中国可借鉴或至少观察新加坡政治转型之成败案例,以新加坡为活体标本,从中分析,扬长避短,一如当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治理之借鉴价值。

(作者是隆道研究院总裁,本文仅代表个人看法,chinyee_koh@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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