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自由贸易的患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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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如果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TPP和TTIP,只能为代表资本的大公司和少数精英带来好处,对于受到冲击的社会群体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它最终必然成为民主选举时的过街老鼠。

和其他重视自身历史评价的前任一样,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应对全球暖化的《巴黎协定》达成一致,视为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在推动美国主导全球经贸体系角色方面的努力,奥巴马却可能已经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旨在确保美国继续其霸主地位的两大自贸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正相继触礁。

这个以美国为中心所设定的两大贸易协定,将保障美国维系其制定全球经贸规则的权力,并把发达经济体集中的欧洲,以及拥有大量不断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亚洲,绑定在美国这个核心周边。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所兴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治,却打乱了华盛顿的未来战略大布局。这个发展,很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自贸体系内的定价能力,也为崛起的中国制造更大的议价空间。究其实,这同全球自贸安排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副作用息息相关。

然而,自美国纽约房地产商特朗普异军突起,凭着极端的民粹主义立场,攫取了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资格后,他反对所有自贸协定的主张,因为获得选民积极的回响,迫使民主党对手希拉莉也亦步亦趋,从担任奥巴马国务卿期间积极推动TPP,一改为持保留态度。她的党内竞争者桑德斯同样反对TPP,也是促使希拉莉必须妥协的因素。

另一边厢,原本几乎水到渠成的TTIP,在欧盟内部出现变数。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TTIP,联合政府的社民党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在8月29日却以“不能对美国的要求俯首贴耳地服从”的强硬语气,宣告TTIP谈判夭折。他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寸步不让的谈判立场,指双方在过去14轮的谈判中,没能对任何章节达成统一文本;条约全文共有27个章节。德国民意则莫衷一是,9月7日公布的民调显示,46%的人希望德国继续谈判,45%的人希望取消谈判。

自由贸易在理论上能产生共赢的结果,因为不同经济体有自身的比较优势,最终使得整体产量和财富增加。在实践上也确实如此。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效果更是显著——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增长步伐都严重滞后。但情况正出现逆转。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说,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率,从2008年至今停止增长,为二战以来的最长时期。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发生在19世纪末,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贸易增长,并导致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

擅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整合是互不兼容的;我们能结合其中两者,但无法同时和完整地拥有三者。”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正是罗德里克所谓的全球经济整合,它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罗德里克所谓的民主与国家主权)无法兼容。拥护自由贸易就必须牺牲民主或国家主权的其中一项。英国脱欧正是为了保护民主和国家主权;特朗普取得总统参选人资格以及希拉莉改变支持TPP的立场,同样是出于民主的压力——选民会用选票惩罚那些支持自由贸易,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的政客。

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所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让资本家占尽便宜。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纷纷降低资本税。同时,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跨境转移资本,来逃避本国高昂的资本税。资本随着货物及服务的跨境自由流动,削弱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各国政府的管制能力。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就指出,自由市场通畅运作的自然结果,是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中产阶级空洞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造成政治上的两极化。脱欧公投、泰国此前的红衫军抗争、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是贫富悬殊所累积出来的对抗意识的爆发。

这股对抗意识的演化,最终必然把矛盾指向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TPP和TTIP在欧美民意沦为众矢之的,就是这一结果的具体表征。然而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自由贸易不好(相反,自由贸易确实减少了全世界的贫穷人口),而更在于具体操作时所出现的贫富不均。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教授萨默斯认为,判断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不应该再聚焦于它能打破多少贸易壁垒,而是它如何赋权于公民。换言之,如果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TPP和TTIP,只能为代表资本的大公司和少数精英带来好处,对于受到冲击的社会群体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它最终必然成为民主选举时的过街老鼠。

孔子一早就看透其中的关键,提出了“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深刻观察。朱熹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均”不是齐头式的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合理的分配,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上下相安”的政治效果。

这个教训,对于严重依赖自由贸易的新加坡而言,无疑是必须时刻牢记的箴言。同时,面对自由贸易的评价在西方社会出现逆转,新加坡也必须有所准备。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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