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电梯里的文明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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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当然有其意义,却也是错误的政治提问;“我们该如何实现共善?”恐怕才是当下必须直面的时代挑战。

一对陌生男女一起搭电梯,女士突然忍不住放了个响屁,男士即刻向她致歉:“对不起,失礼了。”来自英格兰的历史教授当年在课堂上表示,男生的这种文明教养,是英国传统教育对绅士的要求。可是世风日下,他有一回在伦敦离开大楼时,意识到有女士随后,本能地拉开大门让她先走,对方却恶声恶气地送他一句“X你这大男人主义猪猡!”他自嘲地说:“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最恨男生奉承了。”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11月11日在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题为《全球化里的身份认同》的演讲时说,新加坡正慢慢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和具包容性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higher identity),并继续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保持敏感。他表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认同。身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赞颂它。他承认身份认同存在着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但是“这是世界迫切需要的理念”。

教养是对本能的文明驯化,可是终究无法完全取代本能。身份认同也一样。作为自我定义的手段,性别、血缘、肤色、信仰、语言(乃至口音)属于原始本能的身份认同;杨荣文所说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是后天文明教化的结果,有时候更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如他所形容的,是一种“理念”。文明当然是可欲的,否则生命的意义只能停留在生物层次的饮食男女。但是,无视本能认同的意识形态,却容易引发颠覆性的反弹。

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有望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都被认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反弹。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这股政治逆流的肇因。可是,全球化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恐怕才是激发各地原始认同的深层心理动机。这种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众生平等,一方面合理化人口自由流动、原住民与新移民被迫近距离生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则妖魔化原始认同的正当性,最终制造了更为暴力丑陋的排外现象。

全球化不但带来持续恶化的贫富差距,更使得缺乏竞争力的中低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看不到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自己和家人三餐不继,前景暗淡,高度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回归本能认同,同时寻找代罪羔羊。最简单的划分,莫过于来自他乡的新移民了,陌生的语言、宗教、肤色、生活习惯,成为最直观的分辨标准。如果再出现野心家恶意拨弄,把在地人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排外暴力必然是迟早之事。

然而煽动原始认同对抗全球化,除了因为后者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之外,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排斥和否定传统习俗、道德观(自由主义最爱自诩为“普世价值”),对既有社会伦理秩序的摧残,恐怕才是引发仇外意识的关键。特朗普的胜选,不少人归功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选民动员能力。这并不是说支持他的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少人被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所隐藏的身份认同暗示所打动。

这场本质上是愤怒的基层报复傲慢精英的总统选举,也是草根对精英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地大反击。在美国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里,自由主义大体已经全胜,传统道德观如男女有别、克己复礼、侍奉上帝,全被“扫入历史垃圾堆”,同性婚姻合法化、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科学“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日常用语必须政治正确地避免得罪任何“弱势群体”,但男性白人却是大众流行文化戏谑揶揄的合理对象;任何对自由主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质疑,都被批斗为野蛮反动。自由主义精英以为自己所代表的理性,已经升华为真理且征服了历史,却在胜券在握的自满中,引来了最政治不正确的选举结果。

一度赞颂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历史性胜利的福山,在特朗普胜选后警告,自由主义精英必须正视体制内的民粹势力,正通过民主选举所发动的巨大反扑。他认为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是精英必须即刻着手处理的两大燃眉之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大潮中,惶恐不安的大众回归原始的身份认同寻求慰藉。在这股对抗全球化的逆流里,原本越来越强调身份认同政治的“普世价值”,如今得面对人们回归传统伦理的挑战。人类群居的特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累积了日用而不知的习俗。这种日常交往所需的文化默契,是导向共善的道德社群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外来者必须入乡随俗,才能相安无事。一旦新移民大量涌入,破坏了原有的默契,基于原始身份认同的冲突,只能是唯一的下场。

不同种族杂居的现象,是文明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却非文明的常态。人们必须不断学习如何与异文化近距离和平相处,如履薄冰地相互尊重、体谅、求同存异。更高层次身份认同,犹如碰到女士在电梯里意外放屁时识趣地化解尴尬,并非生而知之的本能,靠的是后天的努力学习。这种后天的身份认同,需要建立在新的共同价值和文化默契之上,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当然有其意义,却也是错误的政治提问;“我们该如何实现共善?”恐怕才是当下必须直面的时代挑战。若以为文明的“进步”是理所当然,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失去敏感,轻忽了“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崇高理念,终究是空中楼阁而已。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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