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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老年人向往着健康、快乐、独立的老年生活，同时也渴望着子女的关爱、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尊重。
成功老龄是西方社会近年在研究人口老化时，被广泛地讨论和使用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否完全适用于亚洲社会呢？新加坡人对成功老龄又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呢？
人们一般认为，疾病和残疾是衰老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如何治疗疾病和改善残疾，也就成为了大多数老龄研究的主题。1987年，两位美国教授罗韦（John W.Rowe）和卡恩（Robert L Kahn）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人类老化：正常的和成功的》。他们认为，单纯关注疾病和残疾，会忽略老年群体中的巨大差异，因为在那些无病无残的老年人中，存在一部分健康风险低而且身体功能水平高的“成功老龄者”，其老化进程有别于其他那些“正常老龄者”。
这个观点启发了对“成功老龄者”的众多后续研究。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口老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人们开始不仅仅追求寿命延长，而更加希望提高长寿的生活质量，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成功老龄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具体来说，什么是成功老龄呢？这两位美国教授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即较少的疾病和残疾风险，较高的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以及活跃的社会参与。如果说一位老年人满足了全部这些标准，就可以被专业认定为是一个成功老龄者。
成功老龄与否只能是专家说了算吗？这是一个好问题。有些老年人虽然没有通过专家设定的标准，却可能自认是成功老龄者；而也有些老年人虽然可以被学术认定为成功老龄者，但却有可能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什么“成功”可言。在最近一个研究中，联合国人口司的顾大男博士及其同事发现，对于成功老龄，老年人的自我评价，和学术标准的专业评价之间存在重要分歧，而且其各自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这些对成功老龄的自我评价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只有学术意义却不被老年人本身认可的标准，可能无法全面反映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
有趣的是，成功老龄的自我评价，往往受到文化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成功老龄这个源自美国的概念，其实包含着强烈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气息。这种文化将实现成功老龄视为个人的成就，其核心的观念，是避免老化所带来的机能下降，从而保持老年生活的独立性。
可是这种状态在亚洲人眼中就是“成功”么？恐怕未必。学者们发现，印度老年人的成功老龄观念中，并没有特别重视晚年生活的独立自主；在韩国，很多老年人将子女事业的成功，视为自己成功老龄的标志；在日本冲绳，一些当地老年人认为，老年人应该对社会有所贡献，而将持续从事传统的编织活动当做成功老龄的途径；在香港，老年人经常把子女孝顺、老有所养视为成功老龄的标准。这些不同于西方标准的成功老龄观念，有着独特的亚洲文化价值基础，促使我们开始研究新加坡人的成功老龄观念。
自2011年开始，我参与了教育部资助的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宝莲索恩主导的一项社会调查，对新加坡的成功老龄进行了研究。我们系统地访谈了大约50名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新加坡老年人，并提炼出了12个成功老龄的标准，然后又对大约1500名新加坡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对这些标准的看法。研究结果显示，新加坡老年人认为成功老龄基本上应该有三组标准：第一组大体涉及老年生活自主，包括心情愉快、有行动能力、无疾病、经济情况好、生活独立；第二组涉及维持社会功能，包括能照顾其他家人、有朋友、能继续工作、能参加社会活动；第三组主要涉及拥有家庭支持，包括身边有老伴、和孩子一起居住，有孩子照顾。
第一组标准表明了新加坡人眼中的成功老龄，和西方标准有类似之处，然而第三组标准则显示了新加坡人在成功老龄观念上的亚洲文化价值。深入思考会发现，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在成功老龄的观念中，很多新加坡人同时强调生活独立和子女照料！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可能反映了新加坡社会中传统价值和现代观念持续交融的现状。一方面，新加坡的老年人向往着健康、快乐、独立的老年生活，同时他们也渴望着子女的关爱、家庭的温暖、社会的尊重。
前文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最近几年开始呼吁成功老龄的2.0版本，其中一个主要的想法，是将成功老龄从个人层面的标准提升为社会层面的标准，用来评估“成功老龄社会”。我们的研究指出，建立这样的社会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国文化的差异。就新加坡而言，子女孝顺和关系和睦的老年家庭生活，是被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所以应该成为衡量整个社会是否实现“成功老龄”的一个标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国大家庭和人口研究中心执委会成员，国大东亚研究所外聘研究员，以及中国上海研究院荣誉研究员。）
(本系列是国大家庭人口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简要，由不同专家学者执笔，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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