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慕媛:历史烙印 丹心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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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远册

国家展馆尤其是战争纪念馆的策展人理应明白,展览场地的基调、氛围、语境、标识,乃至场外布置的整体经营,与文献及展品的书写都同等重要。

我国二战纪念馆在对外开放两天后即更名“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勃勃、充满肃杀与侵略意味的“昭南”伪名除去,大快人心!

伪名在民间招致强力反弹,是必然结果。展馆最初的命名,显示当局对重大历史的认知出现失误,没有明辨战争中侵略者与卫国者这个斩钉截铁的关键史实。所幸部长与下辖的法定机关迅捷处理事件、勇于认错、顺从民意;国家领导亦认为事件“加强了社会团结与互信”。

以史为鉴的民间良知及媒体,这回对集体记忆及战争历史所作的理性批判,让年轻一代通过风波重温历史,进而认识到摆正历史视角看待问题的重要性,是命名争议引发的正面效应。

探讨命名与展馆的文章与读者交流,在华文纸媒佳作涌现。10日前,《联合早报·言论》刊登前国会议员吴俊刚的专栏《必须为展馆正名》力作,一句“对待历史事实,我们不必有什么忌讳”及时拨开云雾,叫人记得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吴文从多个角度深入评析原命名非改不可的硬伤:“我们用一个负面词为自己的历史展馆取名,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赋名……明显就是不妥,没有所谓见仁见智的问题。”

再三品读早报记者谢燕燕的《厘清历史视角》鸿文,实有必要摘录几段她阐述的重点,因为我写不出比这更准确、更深沉的文字:“‘昭南’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却不可能是个价值中立的名称。这里头牵涉到如何看待这段历史的角度问题。在涉及硝烟四起,生灵涂炭,无数生命遭杀害,血流成河,尸首遍野的侵略战争中,这个视角没有模糊的余地。”摆正历史视角的力度铿锵有力、振聋发聩!

在日寇以“大检证、肃清运动”为名的疯狂屠城中,史载逾五万余名无辜、主要是华人的市民被残杀。谢燕燕的祖父则在新山遇害。已逝先烈的后人,在读到她今天对残酷侵略战争的省思时,想必潸然泪下:“我没有因为这段惨痛家史而仇视日本人,但我痛恨引发那场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所信奉的帝国主义,不会忘记他们的扩张野心和侵略行为,如何残暴的杀害我的亲人,侵占这片土地。”

资深社会工作者陈建存认为命名事件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家在展馆附近的武吉知马居民王德兴,直指展馆外花园与石块摆设,“整体意境属于时下流行的‘禅化’日式风格,变相美化昭南。作为新加坡人,我不会再走进这个展馆。”(《新明日报》刘玮琳报道)

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与纪念碑,是国家人民缅怀先烈与殉难者的装置与建筑,为了要世世代代汲取惨痛教训,其展示及气氛必定庄严肃穆,观礼与阅览态度相应诚敬内敛,因为罗列在他们面前的文献和展品,都是无数卫国抗战、奋勇浴血而牺牲的勇士事迹,是千万无辜同胞被残害致死的血的控诉。

战争纪念馆,就是不能跟一般艺文展览一样,不追求赏心悦目、谐美雅趣的效果。即使要树立创意独特的设计风格,也绝不能突出跟侵略者相关或一脉相承的符号和意境,比如张挂侵略者巨型炫目的太阳旗、“描绘”日据时期人们欢快地生活、日式枯山水庭院之类的符号与装置,来纪念因他们的侵略及暴行而家破人亡、殉难牺牲的本国人民。如果出现这样的展馆,已经不是“见仁见智”及“对历史了解不够”的含糊其辞,而是对历史的无知、不敬与扭曲,因为它传递了错乱与错误的信息。

年长者与明眼人虽然心知肚明,但不知就里的年轻一代,容易被混杂的表意、掺和的话语弄得“找不着北”而失焦。展览到底是记载侵略战争给吾土吾民带来的无情灾难,还是藉此沉浸于侵略者“有品位的禅意超脱之境”?

而对历史真的“不够了解”的年轻国民,会误以为可以透过侵略者的艺术意境去同情侵略战争?或者,迂回透过侵略者的文化语境来领悟和平真谛?幸好当局及时剔除“昭南”之伪名,要不然再配合以上不伦不类的装置符号,参观者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家的战争纪念馆了。

国家展馆尤其是战争纪念馆的策展人理应明白,展览场地的基调、氛围、语境、标识,乃至场外布置的整体经营,与文献及展品的书写都同等重要。简言之,必须做到“主旨明确、敌我分明”,才能明白无误的传递“纪念英烈、谴责侵略、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庄严目标。

“西方列强”与中俄等大国,以及二战期间土地被侵占的各地国民,皆以“纪念死难同胞、抗战、伟大保卫战、英雄纪念碑、遗址、遗孤”等悍卫家国的视角,来命名二战纪念馆及展览。

各语文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评论、读者投函及社交平台留言,都在这场历史记忆与文化自尊“大是大非”的思辨题上,呈现深度与广度的高水平交锋。这不仅仅是民间与媒体在历史认知上展示的高度,也彰显华社老百姓向来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国情操。这正是新加坡建国长途中极为宝贵、清醒而坚定的文化力量。

(作者从事媒体与翻译培训 cmw.zm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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