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本月初去澳大利亚采访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袋鼠”演习时，就知道这会是一次很不一样的出行。倒不是因为能增广什么见闻，而是因为这次采访的重点，几乎会围绕上个月一名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在这个军训场地丢命一事。去程的午夜班机上，沉重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不就是一条21岁的生命，不就是履行自己作为好男儿的义务，不就是和平日训练中一样往装甲车里一站，换来的却是一去不复返，换来的是母亲问苍天“有谁知道那种哭尽最后一滴泪、感觉就快要窒息的滋味”，苍天却无言以对。
武装部队开放让媒体在敏感时刻采访演习，自然不会没有个说法。与演习指挥官（第二训练期）陈庆利准将的访问还没开始，记者心里或多或少都做好他会有些重点宣布的准备，如调整部分训练之类的。所以当陈庆利在受访时冒出一句“安全措施充足，暂未对安全条例做任何更动”时，脑海里首先出现的反应是：“呃？就这样？”
不过指挥官这招“以静制动”，我们无从把它解读为不负责任的做法。恰恰是因为当局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暂停所有训练，检讨所有训练和安全管理计划，他才有决定维持原有安排的行事和道德依据。反之，如果在外界的压力下“为了做而做”，那才真是敷衍了事。
所谓负责，即指为所当为，不要“为了做而做”。负责不是就一定得鞠躬下台，或是像一些更极端的例子那样哭个悔不当初。这些都只是众多“负责”形式的一种，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正视问题。问责方要的不是被问责方的退让、示弱，而是要被问责方有个交代，面对锥心和不可逆转的事实，也能与自己站在同一阵线。若空有形式而无实质内涵，到头来于事无补，那不是负责，而是wayang（做戏）。
负责，就是有担当。但负责和担当背后还有更决定性的因素支撑，那就是文化。无论军队或任何行业，安全文化尤其不可或缺。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视察演习时就指出，指挥人员对待安全的心态，决定了武装部队的安全文化。指挥人员从约一年前就开始策划和勘察，让参演人员在执行任务前反复操练行动步骤等措施，都说明武装部队的安全观念已经相当成熟。
但军队所无法回避的“恒久的权衡抉择”，是在人员安全和军训真实性之间取得平衡。犹记前年同样是采访“袋鼠”演习后，我在采访侧记中提到，演习的可贵之处，一来是让士兵学会应付突发状况，二来是力求通过陌生的作战环境，磨练军人的自信。大家虽然都明白时时以安全为首要考量的道理，但提升作战能力的考验，在于如何在安全前提下让训练接近真实。如果以保证零伤亡为由，在军训难度上妥协，这不但失去在海外借用训练场地的意义，最终还可能权衡掉国家的自卫能力。
最后，此次事故中较遗憾的，是事故发生后网上“愤民”的反应。议论事发原委尚属人之常情，但借机兴师问罪，甚至对国民服役制度落井下石，无异赤裸裸的情感勒索。口中嚷着要某某某、谁谁谁负责的当儿，不妨先问问自己是否负得起国家防卫的责任，还是也有wayang之嫌。
（作者是本报记者 yzna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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