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城
理解新加坡的那场辩论赛在当时中国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其实便于新加坡人理解中国那一代年轻人当年如何渴望走向世界，以及现在正处在中国社会主流的他们的心理轨迹变化。
学者出身的王沪宁晋身中共政治局常委，除了让中国知识界热议之外，也在南洋岛国再次掀起涟漪。
王沪宁1993年以顾问身份率领复旦大学辩论队到新加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勇夺冠军，让复旦大学辩论队在新加坡和中国两地名声大噪。当年他率队在新加坡参赛并夺冠的场景，再次被新加坡媒体翻检出来重温当年的片段，并发现其中有着众多大腕人物的交集，包括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金庸、杜维明、吴德耀等等。
这场辩论赛的赛事本身，对华人世界都有着特别意义。新加坡在文化领域，同样展示自身作为两岸三地都认可的地方，尽管唇枪舌剑、此起彼伏，但仍彰显中立客观的地位。1993年4月，台海两岸的汪辜会谈刚在新加坡举行，8月，包括海峡两岸的各地高校辩论队聚首狮城。对中国大陆来说，1993年那场辩论赛，凭借中央电视台的播放，在文化、娱乐节目并不丰富的当时，迅速成为激发中国青年学子热血澎湃的动力源泉，对一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24年前的那个年代，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都还处在与今天大不相同的发展阶段。尤其中国大陆，那是邓小平南巡第二年，改革开放刚刚重新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上风。那时的中国民众，处在生活消费需求迅速扩张、对外部世界益发向往的萌动阶段，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93年的中国，耐用消费品中，黑白电视机销量开始下降，彩色电视机产量达到1387万部，销量增长达到17.4％，录像机、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均出现双位数增长。但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仅为2337元人民币。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
随着电视的日益普及，无论是贫瘠的小县城，还是热闹的省会、繁华的首都，都能够通过电视屏幕，真切地关注中国选手在新加坡发生的场景。当时仅有两套频道的中央电视台选择在1993年10月1日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辩论决赛、然后在“十一假期”播出之前的比赛录像，无疑是把这场比赛传播得家喻户晓的最大功臣。
而1993年的新加坡，播放彩色节目已经20年，距离全国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电视开通仅两年，用户可以接收30多个频道、10余个国家的电视节目，实现数百万用户的广泛覆盖。同时与大陆、台湾、香港等华人文化核心区域，保持密切往来，并以《调色板》《人在旅途》等影视剧在中国大陆拥有大量粉丝。这些都让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辩论赛具备了聚合的能力。
理解新加坡那场辩论赛在当时中国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其实便于新加坡人理解中国那一代年轻人当年如何渴望走向世界，以及现在正处在中国社会主流的他们的心理轨迹变化。
王沪宁担任顾问的复旦辩论队，无疑承载了当时中国年轻人思想激辩、知识造国的寄托与憧憬，而这一追求，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更强化了年轻一代以智力改变中国未来、融入国际社会的信心。
一本《演讲与口才》杂志，多年一直在大学中学校园里风靡，成为这一现象的最佳注脚。辩论赛中通过对不同主题的辨析、激荡，无论是家国情怀还是反思检视，都迎合了1990年代青年文化的自我期许，借助电视媒体刚刚崛起的时机，实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播高峰。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一批大学生聚集在宿舍里，焦急地观看、热烈地讨论。这种依靠知识和智力的对决，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口若悬河，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士人豪情，又有当时中国急需展示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尊意识。
这场辩论赛，毫无疑问也建立和强化了新加坡在中国年轻一代心目中的极佳好感。新加坡因此也成为他们成长记忆中一个重要印记。虽然那时候很少人能真正走出国门来到新加坡，但跟他们提及当年的辩论赛时，大家还会非常亲切地谈起其中细节以及中国辩手的绝佳表现，继而赞赏当年狮城舌战主办者的视角与格局。
从举办国际大专辩论赛这种思想的交锋，到汪辜会谈、习马会的两岸对话，20余年间，新加坡一直以特殊角度制造自己的价值。但是新加坡在改变，中国改变得更快。新加坡的华语环境在慢慢改变，中国的社会环境以更快更激烈的速度在变。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这种形式以及当年红极一时的辩手、新加坡的举办地址，放到中国当下的传播和节目环境中，都不再可能产生如此的轰动效应。
众多历史机缘造就了彼时的巅峰。当年节目的匮乏、爱国热情的激发、社会思潮的活跃、新旧意识的对峙、未来前景的困惑等等，都藉国际大专辩论赛这个平台加以混合、催化、发酵。而如今，在回味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与新加坡这段渊源轶事的同时，也要思考在新的场景中，如何继续在未来创造更多新的价值。
（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兴市场副总裁兼联合早报网首席运营官zhouzc@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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