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勿变成红毛番

三个南大学生佘依玲、吴秀环与林映纬设立“我的父语”(www.myfathertongue.sg)网站,为网友准备福建、潮州与广东话的“应急包”(survival kit),各提供50个常用短语,包括“新年快乐”,希望年轻人可以现学现用,在农历新年以方言给长辈拜年。同时,她们也与牛车水原貌馆(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合作,在馆内设置简单的展览,展示广东、潮州和福建人的新年习俗。年糕、腐竹、花生等,是福建人新年常备食材。(档案照)
三个南大学生佘依玲、吴秀环与林映纬设立“我的父语”(www.myfathertongue.sg)网站,为网友准备福建、潮州与广东话的“应急包”(survival kit),各提供50个常用短语,包括“新年快乐”,希望年轻人可以现学现用,在农历新年以方言给长辈拜年。同时,她们也与牛车水原貌馆(Chinatown Heritage Centre)合作,在馆内设置简单的展览,展示广东、潮州和福建人的新年习俗。年糕、腐竹、花生等,是福建人新年常备食材。(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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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鱼忘筌

长辈对沦为“红毛番”所表达的心理恐惧,其实并非是不理性的种族歧视意识,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潜意识,是对自己所熟悉的基于伦理的人间秩序瓦解的抗议。

“孩子应该是称呼他‘表叔’还是‘表舅’?”久违的远房亲戚要上门作客,恰好孩子在家,需要跟客人打招呼,可是一时却不能确定亲戚的实际辈分关系。埋头读报的妈妈抬起头来沉吟片刻,笃定地回答说:“是‘表叔’。”

同事符祝慧从东京发出的新闻《日本去年逾4万人“孤独死” 人情淡薄城区最严重》,勾起我对这段简短问答的回忆。

“人情淡薄”是读书识字以来就不少见的对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抱怨,但是每年超过4万老人“孤独死”成为一种现象,而且还发生在东亚社会当中传统伦理相对没有遭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严重破坏的日本,还是不能不教人感到震惊。

自懂事起,逢年过节亲戚团聚,后辈口中的“安哥”“安娣”逐渐在长辈的不满声中,取代了熟悉的“姑姨舅婶”等称呼,至今已经习以为常到不再听闻长辈所谓“变红毛番”的揶揄。

如今细想,长辈对沦为“红毛番”所表达的心理恐惧,其实并非是不理性的种族歧视意识,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潜意识,是对自己所熟悉的基于伦理的人间秩序瓦解的抗议,尽管读书不多的他们或许不会这么掉书袋地表述。

也是自懂事以来,但是到最近才更明确地意识到,很多“红毛番”的话语,慢慢地成为周遭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惯用词,“自由”“平等”“权利”“解放”“民主”(带有褒义的价值判断)“封建”(背离中文原意并带有贬义的价值判断),且就算不知其所以然却还是朗朗上口。如果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使用什么语言无疑也会左右人的思考过程乃至人生态度。

日文把人称为“人间”,准确地表达出人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而非孤立存在的真谛。西方文明则把人的关系同造物主相互定位,随着尼采宣判“上帝已死”,西方人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陷入极度孤独的命定。

刚卸任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的默西(Vivek Murthy)形容,孤独已经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最新疫病(loneliness epidemic),比痴肥更可怕。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估计,45岁或以上的美国成人,有4260万之众罹患慢性孤独症。

在一定程度上,孤独似乎是奉行“追求我的自由”“坚持我的权利”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必然结局。当一切都从自己出发,连成家立业也从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变成人生诸多选择之一,孤独必然是自由和解放所结出的苦果。

人本能渴望自由,但是文明却不能没有秩序,秩序必须建立在人间义务上,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和委托。以自由之名颠覆秩序的桎梏,实质上是回到适者生存的野蛮状态,再精致的高科技现代生活包装,都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

“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是人间秩序的核心,对于年长一辈而言,恐怕更代表了文明的基本秩序,判断人之异于禽兽的标准。这些标准多年来已经被“红毛番”的政治正确所瓦解——对未婚先孕的鄙夷,被“带球走红地毯”的戏谑化于无形;祭祖同迷信划等号;基本的孝顺父母也被正经八百地当做是否是愚昧道德来讨论……当外在的秩序规范让位于个人欲望的无限伸展,“做自己”就成为判断一切的唯一标准,是非对错不再有客观凭借,小康也就得让位给乱世了。

除了预防孤独疫病,“姑姨舅婶”所代表的伦理和家庭关系之所以是文明秩序的重要元素,还在于抑制暴政。

当前自由主义民主体制面对世界性的质疑和倒退,部分原因正在于人们所依赖的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安全稳定感,正被颠覆性科技、外来移民等全球化大势无情冲击,并引发了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让政治野心家有机可乘。

不安的民众渴望强人重建秩序,缺乏家庭温暖和保护的孤独人则是最不安的。历史上的极权统治,首先就建立在对家庭的破坏上面,秦国商鞅变法,逼兄弟分家以增加生产,让乡邻连坐以相互监督;文革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都是在摧毁伦理关系后,实现国家对落单的个人的完全掌控。

回归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不仅有社会道德意义,也有政治上的积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亲情更自然的了。家庭制度稳固的社会,应当也是互信程度高、秩序相对好的社会。在全球化加速颠覆变革的时代,家庭对于人身安全和人心稳定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许多发达社会因为福利开支分配而导致政治对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庭的式微(不婚不育、离婚、单亲妈妈、私生弃子),导致国家必须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家庭传统功能。这种把个人和家庭责任外包给国家的现象,也被形容为“家庭的国有化”,甚至是“西方没落”的肇因。

提倡家庭伦理的好处更在于其普世性——作为值得鼓励的道德价值,完全适用于任何社会的任何人,所以也更可以超越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团结人心。为了拨乱反正,甚至还应该推而广之,把其定义从核心家庭外延到家族,把“姑姨舅婶”都列入应当相互扶持的对象。

行笔至此,不由得回想起大学时与一名在中文系教儒学的美国洋老师的一席话,她对亚洲社会重视亲情的传统由衷赞赏,并感叹当代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缺乏伦理的滋润。“我们太寂寞了”,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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