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上学，每天零用钱一块多，买了食堂饭菜之后，能省的钱没多少。不过当时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还是颇为自豪的。最起码，我们三兄妹属我储蓄最多，而主要“收入来源”其实是其中几年所拿到的教育助学金。一年下来，如果学业成绩排在前25%，就会接到通知去联络所排队，跟议员握手拿助学金。有几年成绩比较好，还可以拿到金额较高的助学金。
印象中支票上的金额介于200多元到500元之间，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感觉却是一大笔钱。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和父亲商议买生平第一台电脑，大家一起凑钱，好一部分就是靠助学金。
要拿助学金，还得满足家庭收入的条件。父亲是个蓝领员工，一家五口全仰赖他。全年收入减去母亲和孩子税务回扣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无需缴付所得税。近年来我们开始工作了，育儿税务回扣停止，每年缴纳的所得税也不算多，介于数十元到100元左右。
这些是成长过程依稀记得的片段。当了记者比较了解政策后，才发现无论是小时候拿的助学金，还是父亲多年无需支付所得税，原来有个特定名称——“转移支付”（social transfers）。转移支付指的是以一系列措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从相对富足的人群转移到相对需要帮助的群体。资源转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也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形成一张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话题始终离不开几年后要调高的消费税。教育、基础建设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提高了，政府需要增加收入才能确保长期的财政收支可持续。但增税无人喜欢，消息一出，坊间就有不少质疑声音，也有不少人提出替代方案，其中最让人蠢蠢欲动的莫过于调用更多的国家储备金。
这么做的话，确实无需调高消费税，又可以应付增加的政府开支，继续提供转移支付；但或许也在最大程度上，破坏了没有明文规定，却奉行已久的“社会契约”（social compact）。
政府近年来在号召国人支持政策时，常提到这个其实不容易感受到的政治理论概念：人人为社会国家更广泛的利益，同意遵守共同的规则，接受相应的义务，形成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共识与关系。按照新加坡的语境，这份社会契约就包含每一代人为自己的开支负责，不滥用祖辈所留下来的资源，也不连累后代为上一代买单。只是平日若为三餐温饱奔波烦恼，担忧房贷和医疗费用等开销，教人时刻挂心宏观社会利益谈何容易。政治思维日益多元、民众更严厉审视政府决策的大趋势，这份共识又将如何改变？
政府政策近年来向左倾，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注入更多资源，朝野双方议员，以及郭晓韵和郭庆亮等官委议员，都不断呼吁摒弃经济至上和崇尚绩效等旧思维。推动社会从冷漠功利走向热心帮助不同群体，打造更具爱心与包容心的社会，似乎已成为这个时代与世代的呐喊。但如果多数人，尤其是中高收入者不愿为这样的愿景分担多一点责任，这一波波的呐喊恐将沦为空响。
如今每每收到国内税务局发来的信，感谢纳税者为“国家建设”出一分力，总会想象着自己一年来所缴纳的所得税和消费税，钱都用在何处。从部长薪金、政府部门经费到企业用来购买高科技仪器的生产力津贴，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或许也有其中的一分一角，会成为某个家庭用上的助学金、所得税回扣与医药费津贴。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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