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南洋
文学不仅仅提供审美愉悦，作为思想的载体，它亦可质询单面化的历史诠释，为多元的反思与辨析开拓出宝贵的空间。
他们在福利巴士工潮的现场相遇。华校生秀丽组织同学到罢工前线支援工友，而英校生Jason出于好奇，特地前去观察对峙的局势。在小说家程异（Jeremy Tiang）的英文长篇小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里，一般在历史论述中被呈现为两个不同世界的青年群体，就这样发生了微妙的交集。在秀丽（Siew Li）的眼里，Jason固然是十分典型的英校生，但尽管置身于时事之外，却至少愿意接近社会运动。这层差异——即英校生主动认识华校生的社会参与——促成两人后来结为夫妻，但小说创设的逻辑不至于颠覆两个社群基本的历史形貌。秀丽后来为了躲避政府对社阵及左翼社运分子的逮捕而仓皇出逃，以致两人无法偕老，恰恰回指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世界观的离合张力，因此越加引人深思：文学如何与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对话？
小说没有复原真实性的义务，当然不是历史书写。借用学者Neferti Tadiar研究菲律宾文学的视角，我们不妨把《紧急状态》视为作者介入社会建设的实践，观察程异如何借由文学媒介想象在现实以外，社会关系和生命情境的其他可能性，以及他怎样从事当下历史的另类书写（alternativ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诚然，此部处理新马左派抗争史的作品，在构思上不像黄锦树的马共小说那么天马行空，却仍然充分利用文学虚构的正当性，重探那段行将被岁月所遗忘的地域身世。饶有意味的是，仿佛在质疑各种将自身包装为平衡与客观的文类，《紧急状态》穿插了一段对新闻书写的反思。小说人物Revathi以记者身份追查峇冬加里惨案之真相时自忖：历史的线索千丝万缕，一个人无法掌握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或了解事情的所有面向。即便是自诩追求事实的报章，其隐含的立场，许多时候会发挥影响，致使最终的报道，也不过是提供对事件的某个特定诠释而已。
文学于是警惕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好轻易接受印刷成文的话语，抑或臣服于权威主导的历史阐释。相对于官方宣导或国民教育传播的宏大论述，《紧急状态》的叙事处处显露“微历史”的关怀。行文一气呵成的小说，编缀七个角色交互缠绕的际遇，烛照新马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对平民百姓在生活乃至心理层面上的冲击，精彩地展现了作者如何借助史实谋篇布局，再现叠层的历史与集体经验的丰富面向。
其中，叙事角度的切换，引领读者一同突破个体视域和身体经验的有限性，尾随个别人物的亲身经历，或借此贴近他们内心的创伤。我们趋近了挟卷普通民众的多条历史动线：Jason的妹妹Mollie在马印对抗期间的麦唐纳大厦爆炸案中罹难；秀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她改嫁的南德（Nam Teck）于五十年代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监管的新村长大，其后离开到城市吉隆坡谋生，并于1969年“五一三”种族冲突后随她加入马共，走进森林；及至他们的下一代，Mollie的女儿Stella1987年在新加坡政府取缔马克思主义者谋反的行动中被拘捕审问；秀丽和Jason的儿子Henry到马泰边境的友谊村与和平村探查母亲的下落，却遇到了旅伴Revathi当年采访对象的儿子……
命运兜兜转转，人物跨代缘聚，岛国原来如同所有地方，其历史并不囿于一地，而必须在当下以国家为依归的地理疆域之外，追踪其散落的轨迹。秀丽的两段婚姻和子嗣，各别喻指岛国华社内部的分层，以及新马欲断难断的历史连结。通过刻画亲情、爱情、革命，以及社会正义对人物的召唤与为难，整部小说不断为读者创设认同的考验，更迫使对新马有情感牵念的读者自省：倘若被卷入动荡诡谲的时局，自己会如何抉择或自处？面对岛国日益失衡的话语竞逐，我们该怎样在强势的论述中寻找缝隙，打造个人对历史的独立认识与判断？
《紧急状态》的笔调沉静平缓，却似有一股澎湃的创作精神潜藏其中。正文开展前的扉页，摘录了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的话：“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紧急状态’并非例外，而是常规。”如果这暗喻朝野在岛国始终存有矛盾，程异长篇小说的弦外之音，未尝不在同时传达民间思想资源告急的状态。历史当事人相继故去、体制档案被持久封存，岛国正遭逢驳杂的历史记忆流失与贫瘠化的境况。像《紧急状态》这样的小说书写，凝聚了文学反抗遗忘的力量，也唤醒身为读者的你我：文学不仅仅提供审美愉悦，作为思想的载体，它亦可质询单面化的历史诠释，为多元的反思与辨析开拓出宝贵的空间。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阅历南洋”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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