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的快乐、享受生活和成就感得不到满足，如果继续往收入、物质上去寻找，最终会越走越迷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素娟和淡马亚淑娟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比起2011年的同项调查，国人在快乐程度、是否享受生活和成就感这三方面的指数都下降了。
在处理这则新闻时，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问身边的朋友和同事，和2011年相比，他们比较快乐还是不快乐。几乎没有人说比较快乐，绝大部分人答不出，另外一些着实好好地想了，然后回答：“感觉不到快乐”。
换一辆更新更好的车，没感觉快乐；买一只名表，也不特别快乐。有同事说，给一个女士200个名牌包包，应该会快乐吧？我说：“让她去蹲三天牢房后被放出来，应该会比拥有200个名牌包包快乐。”
大家都笑了。
物质，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不能带给我们快乐或者幸福感，特别是对中产者来说，太高的攀不上，低的下不了，留在中间的时间太长，体会不到变化的幅度，只感受到周遭挑战迎面而来的速度，安全感越来越低，快乐和幸福感也就越来越淡了。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在70多年前就给我们说明了人类需求的几个层次：生理，譬如食物、水、空气、睡眠；安全，譬如生活稳定、不遭受痛苦、威胁、病痛；社交：譬如友情、爱情、从属关系，包括温情；尊重：这是关于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不能自我满足的表现之一就是渴望获得表扬；自我实现：要发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自我实现与发挥潜能；超自我实现：当心理状态获得充分满足时短暂出现的“高峰经验”，只有在执行或完成一件任务时才有的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满足。
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不完全是进阶式的，当初级需要满足后，专注点可能转移到较高层次的需要，但是基本需要还是时时刻刻牵绊着我们，甚至主导我们在思索问题时的关注点。
近来舆论界一直在谈的热门课题——社会是不是平等，就是绝大多数人在“物质”与“安全”层次，甚至“尊重”基本获得满足后，要进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时，希望整个社会都能一起提升的美好愿望。
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新加坡的一场闭门演讲。有人问他，为什么一直关注社会工作？他说，为了下一代，自己的下一代。那场演讲的对象是一家银行的高端客户，包括身价过千万的老板，他们都关注自己的下一代。
奥巴马说，因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比自己好，就一定要帮助别人的下一代。只有一整代人都好了，社会整体才会提升，自己的孩子也才能过得比自己这一代好。如果只是不断投资在自己孩子身上，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但是社会整体没有提升，最后自己孩子所得到的只是物质上的优越，不会过得更好。因此，他呼吁富人在努力赚钱、把生意做大做好的同时，热心公益，至少要乐意资助有意义的项目，履行社会责任。
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都希望社会平等，但有足够社会经验的人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抹平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我们必须认识自己在这个不平等世界中的位置，才知道为什么而发声？在为谁发声？在向谁呼唤公平与正义？
认识不平等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对最近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简称RI）校长杨国平说，他希望人们改变莱佛士书院是精英学校的想法：“你一用精英这个词，你是在分化（divide），你是在区别（separate），你是在隔离（segregate）。我觉得这毫无助益。”
2015年RI前校长曾宝明在校庆演讲时，提出RI不能越来越封闭，并承认这所名校开始出现学生来源固化。因此他用实际行动鼓励学生接触各阶层人士，让邻里学校学生也能参加RI的寄宿学习营等等。曾校长不回避精英学校的问题，提醒学生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本来天生比较幸运，后天又获得比较多的社会资源，应该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
杨国平校长希望改变RI是精英学校的想法，相信是因为一些普通家庭的家长，担心孩子不能融入富裕学生的圈子，而不是担心孩子学习能力跟不上，因此不敢把孩子送入RI。但是，让好的学校“去精英化”不见得就能促进社会流动，我们要去除的，应该是“贵族化”。RI学生至少是凭学校成绩考进去的，除了RI之外，还有很多制度上允许“世袭”的贵族化学校，比其他名校更缺乏流动性。
在探讨成绩好的学校是不是违背社会流动原则的同时，更应该灌输的是责任感。
回头谈我们所追求的快乐。当我们已经有了温饱、安全和基本的尊重时，唯有真善美的实践，才能让我们获得更上一层的满足。《论语》中“达则兼利天下”，说的也就是实践真善美这种满足。
新加坡人的快乐、享受生活和成就感得不到满足，如果继续往收入、物质上去寻找，最终会越走越迷路。我们必须通过认识责任，再去理解公平正义的内涵，以自己的天生禀赋和社会资源，去尝试让公平得以实践。回避责任不能得到高境界的满足，快乐也就不会来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hanym@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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