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历南洋
正因为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均把语文看作某个地方、某一族群天生独有的属性或亘久不变的本质，致使个人、族群与国家，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经常就身份归属的处理产生分歧。
许多许多年以后，殷宋玮反思：“年少在新加坡时所倡导的关于‘中华文化’的种种，固有其地缘与历史的因素；但台湾经验所揭橥的是一种没有压迫无需悲情的文化身份和语文环境（台湾本土意识的崛起和台语运动是后事了）”。忆旧的他勾勒其中文能力，如何在1980和1990年代，于出生地和留学地承载两套不同的华人身份预设：他负笈台大中文系后回新加坡从事华文教学，“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不会说英文”；而在台湾，他的同学把他视为“侨胞”，惊讶于他对中文的娴熟。
这段经历的描述，出自他散文集《潮汐静止之处》（2012年）的后记《中文作为能力（而非身份）》。宝岛的生活让他发现“中文原來是一个士农工商领域皆能操作的语言”，而“中文的角色亦不局限于保存所谓文化的根”。他在台湾做华人、说中文，“不用辩解，无需抗争，全然自在”。反之，他显得更介意在新加坡所遇到的刻板印象，更苦于自己回国任教后，必须加入政府与民间华社的行列，参与推展朝野在处理多元种族论述时，一以贯之的语言文化逻辑。
一个新华写作人为何要去了台湾，方才觉得能够“从文化包袱、寻根保根心理、悲情压迫意识的桎梏中解放”？这其中蕴含了多少洞见与不见？殷宋玮的留台经验，其实交叠了两个地方各自驳杂的语文身世。
他能看清国民党政府给台湾人灌输的世界观，如何形塑他的“外侨”身份，却始终不曾认识到汉文在台湾曲折而创痛的历史。可我们不难揣摩他对中文在异乡通行无阻的观察，多少带有心理投射的成分，揭露的是新加坡华社内部经年不辍的语文政治。英文从殖民地时期就被视作优势语（prestige language），岛国的亲朋中有人因而以为，他到台湾升学是由于考不上本地大学；而在教师群体里，他则被看作是受华文教育而英文水准有限的“中文直升机”。
换言之，迁徙和寓居并未促成殷宋玮对台湾殖民经验的了解，却使他于多年后省思：“一个生长于南洋的华人，其中文能力和华人身份，是否注定顶多‘接近本土’（almost native）而不可能全然本土？”于此呼之欲出的，当然是所谓“本土”背后的区域偏向：新马华人的中文再地道，也不会在他向西方大学谋职时被认可为“本土”。然而，“native”一词实际上也指涉“母语”。
借用学者石静远的概念表述，殷宋玮在职场上遭遇的是关涉母语及“语言原生性”（linguistic nativity）的想象。在石静远看来，“‘母语使用者’之于语言，正如肤色之于种族”；两组关系皆折射不易解套的意识形态连结。正因为不同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均把语文看作某个地方、某一族群天生独有的属性或亘久不变的本质，致使个人、族群与国家，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经常就身份归属的处理产生分歧。回溯过往，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后不就改编了母语的学术概念，来管理多元种族的社会？如今，尽管越来越多孩子出生后最早接触的语言是英语，民间华社仍依赖基于族群考量的“语言原生性”逻辑，来推动华语文的传承。
然而，历史经验证明，语文和族群身份并没有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石静远近期研究的东干人（Dungan）就凸显了语言和族裔身份离合不定的境况。这群散居中亚的回教徒操持的口语带有陕西、甘肃等地的方言色彩、书写文字则采用了俄文的西里尔字母。究其背景，他们祖辈原是19世纪末为了避乱、远离中原的移民，在沙俄境内也曾自称“中原人”或“老回人”；是苏联1920年代的人口普查，顺应了移民的认同转向，将他们正式划入“东干人”的范畴。我们由此当能体会，每个地方的语用习惯，如何体现时局变化、集体取向和个人选择三股驱力之间的张弛。
在殷宋玮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作家绝对个人的选择。当他有意识地摆脱所谓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包袱和市场价值的考量，使中文在他身上化为可用可不用的能力时，他不仅为自己在新华文学的场域中找到了殊异的创作定位，他所展演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也表现出对中文的执着，却和保根话语无关，值得岛国所有关心华文文教事业的持份者参考。
眼下英文已成为年轻的新加坡华人在表达国族认同时偏好的语文，也是本地华人用以区别于中国移民的主要语文。若能改变观念，把中文视为个人可积累可提取的语言资本，而不过分强调其对族群文化的传承作用，未尝不是一条鼓励中文学习的思路。悬置中文作为母语的符号，打造以在地为特色的语用实践，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们或可重新感受一个新加坡年轻人愿意亲近中文的大环境。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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