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在国会回答议员有关生活费的口头询问时，贸工部长陈振声提出一个令他费解的现象：他早前在职总平价超级市场购物时，发现食品单价超过100元的只有一种，就是奶粉。但他不明白为何同样重量的奶粉，价格却分成30元、80元和120元三种。
他了解到最贵的奶粉，因为含有专防孩童出现过敏症的配方而要价不菲，但另外两种奶粉的成分和重量相仿，价格却相差50元。
尽管超市设法增加30元奶粉的销量，直至今日，80元奶粉的销量依旧最高。陈振声以这个例子，指出在应付生活费时，教育消费者的重要性。
我跟朋友谈起这件事，都觉得以奶粉为例不是最贴切的。正如陈振声所说的，家长因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一切，所以相信较贵的奶粉对孩子有益。这未必是教育消费者就能轻易改变的观念。况且，不是每个人都得买奶粉；我们也不时听说买不起贵奶粉，而选择普通奶粉者大有人在。
我和朋友努力思考什么例子更能说明，人们之所以感到生活费压力，很多时候是因为能力和愿望之间差距太大。我们的结论是住房或许更贴切，有些年轻人虽收入不高，却坚持买五房式而非四房式的组屋；他们也非得住在地点适中的成熟组屋区不可，不愿按自己的经济能力来逐步提升住房类型，还因而心生怨气。
讨论生活费课题向来容易挑起民众情绪，常会出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局面。
2007年，在回应议员梁莉莉医生有关提高公共援助金的要求时，时任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说：“那你要多少钱？你要三餐在小贩中心、食阁或在餐馆解决？我想还是自己下厨比较经济。一般上，对许多家庭来说，公共援助金是足够的。”
维文举这样的例子掀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他是看不起领取公共援助金的人，认为他们不应该有机会到餐馆用餐。
四年后在大选的群众大会上，维文承认当时说错话，还说他喜欢不按讲稿发言，时而会犯错。
因脱稿举例犯错的情况还有不少，主要与民众经济能力有关。2001年，时任卫生部长的林勋强在回应能否让妇女动用公积金来扫描乳房时说，她们只要省下一次做头发的钱，就足以支付，引起众多妇女不满；2012年，陈振声说许多人基于餐馆服务好，愿意到那里吃10元一份的XO酱萝卜糕，结果网民大做文章，纷纷指XO萝卜糕不是人人都吃得起。
但也有起到一针见血作用的生动举例：议员谢健平在吁请政府不要凡事都以经济视角出发时，举了很多教师自掏腰包买红笔来改卷子的例子就很到位。此前恐怕不少人跟我一样，不知道原来教育部或学校是不为教师提供红笔的。
要让人们了解政策措施，绝对不能用生涩的辞藻或让人听了摸不着头脑的理论，举恰当的例子或应用贴切的比喻，才能引起共鸣。
生动的比喻更是容易挑起情绪的“选举语言”。不论是工人党前党魁刘程强把反对党比作确保车长保持清醒的副车长，还是李显龙总理说选民投票给反对党时以为选了勇猛如虎的国会议员，结果他们在议事厅里却成了老鼠，都让人印象深刻。
政治人物要引用贴切的例子就要接地气、了解民声民意，还要适时反映和解决居民的困境；他们要赢得选民的委托，除了要“会说话”来解释和沟通政策，当然更少不了惠民的好政策。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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