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的历史编写尚未成熟，我们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看似过期了又微不足道的东西，将之积少成多，微历史终会成大历史。
网络上经常出现老犹太人讲述二战时的厄运经历。有的亲眼目睹亲人死于刀枪之下，剥光衣服像牲畜似地被赶入煤气室去送死，有的在混乱中与家长分离而从此永别，有的侥幸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不过家破人亡，还得靠坚韧的意志，以及一点幸运活到21世纪，来向我们阐述这段惨无人道的历史。老人对着镜头吐露陈年旧事，其实是站在世界的面前扯掉隐私，暴露自己。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决心。没有他们的见证，二战的历史就少了那么一大片的真实。
战败者身后也有无数可怜无辜的牺牲者。当他们的故事传到我们耳中，之间会有耽搁，多层的修饰。至于他们的文献，有些是官方毁灭文件证据，更多是当事人自愿销毁，以后家里不许提起，或改名换姓，另起炉灶。一段历史也就因此蒸发掉了。当人际矛盾与冲突获得妥协式的解决时，类似的历史蒸发过程会加速，忘记的东西也就更多，变成一段理不清又说不出口的过去。久了，连想说话的人也会失去勇气，失去听众。久而久之，不说也罢。
语言的问题也会加速蒸发作用。比方，难民一旦到了新国度，必须改学该国的语言，他们的下一代也将会使用新国度的语言，假如家里不坚持说母语，不消几年爷孙之间也许就会失去沟通的语言，忘记的事情会更多。即使有文献的存在，因为看不懂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的文字，两个时代的人也会变成陌路人，两种语言，两个世界。
那天乘天气凉快，到海山街一座组屋楼上的一家陈年老店探望。今天掌柜的孙辈已经不太知道爷辈创业的动机与风光，我滔滔不绝地跟他说我在旧刊物里看过他们家曾经代理过的一本乡土双周刊，编者还与他们家同姓，这刊物又怎么有趣又富有时代意义。业者摇头苦笑说，当时年纪太小，大人的事不知道。他当然更记不得当年吉宁街、海山街书店比比皆是的盛况，因为这些店屋早就被拆除。是的，房子不只是住宿的空间，还含有承载人类活动及记忆的功能，默默地提醒着我们要回忆要记得；一旦被拆，记忆的实体符号也就随之而逝。你若是问我母校东侧的对面是什么，好在我生性好吃，还记得那漆了红色的红屋餐厅以及那里的鸡丁馅饼，隔壁有家上海家具店，其余的我也记不起来了。
更多时候是人们不愿意说，因为陈旧的伤痕触动了还会隐隐作痛。比方，明明没偷没抢没杀人放火的爸爸，当年为什么被监禁？他出来以后干嘛不务正业，老是在这位黄伯伯的店里坐坐，或到那位林叔叔的商行里走走？有时候就知道他口袋里没钱，却兴致勃勃地带你去山东佬的档子吃锅贴，或到美珍吃西餐。爸爸倘若还在的话，务必赶紧跟他聊天，要他放胆讲出当年的事情。你呢，赶紧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总有一日真相会大白，你心里也会更加踏实。
倘若爸爸已经不在，别灰心，到图书馆去翻翻大小学校的毕业刊、旧杂志、老学报、上网慢慢地浏览旧报章，找出你爸爸十八九岁那年的商报或日报晚报，一页一页地翻，看笼罩着那年头的是怎么样的时局？广告里卖的是什么商品？抗日的筹赈名单有谁的名字？就在你漫不经心扫描某页版面时，说不定会看到爸爸参加某个画展的消息，也许发现伯伯或舅舅的名字出现在某一场文艺表演的幕后人员名单里。
我在这种浏览的过程中，在某一名校的毕业刊里读到校长的励志训言，其措辞与语言情感充满了战前本坡华社的气概：
“社会好像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人们一切动态的。我们的语言，态度，行动，假如是光明的，正大的，高尚的，所反映出来的印象，也一定同样的光明，正大，高尚。假如社会对我们有不利的表示，我们便要反躬自省：是不是自己动态乖谬至招横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得切实的纠正自己的语言，态度，和一切行为；如果内省不疚，那便要忍耐地，虚心的，想法子扫除一切障碍，打开一条平坦的大道来。这是成功立业的要诀，诸君不可不牢记在心！”
那时的毕业刊，多是老师与学生同心协力的成果。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还都是我们今天尊为先驱的成名画家，教国文的也往往是书法金石家，给校刊封面题字画画，给校刊里写文章，画插画。当时谁有先见之明，预测到校刊会变成了研究我国先驱美术史、文化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呢？
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呼吁所有学府、公私机构的领导，千万不可迷信数码及科技的万能，动辄想关闭图书馆或资料室，抛弃书本及文件记录。我国的历史编写尚未成熟，最需要的正是此类看似过期了又微不足道的东西，将之积少成多，微历史终会成大历史。犹太人惨遭浩劫，产业流失、艺术藏品被贼偷窃，所能紧扣着的实体文物并不丰富，可是他们还是勇敢地将他们吃过的苦头血泪编成。我们的旧文件、报章、校刊、画册、杂志反映着当时的语言、态度与行动。它们到如今依然静静地躺在图书馆、档案馆里等待发掘，好让我们为以前不能出声的人吟唱一部史诗。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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