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从原乡到新土的文化苦旅

总理李显龙9月6日在《联合早报》创刊95周年晚宴上讲话，赞扬早报是推广华族文化的支柱，同时也指出“新加坡的华族文化与其他种族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交融，已经具有本地特色”。

去年刚成立的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在9月2日主办一场文化论坛，主题是“落地与生根”。而世华会的愿景，第一点就是“扎根本土，推广中华文化”。2014年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要“继承传统，推动创新，丰富华族文化的多元面貌”。

看得出来，当今新加坡华族文化建设，是既要传统，也要本土，既要传承，也要创新。要传承推广的是源自原乡的中华文化传统，要发扬的是经历本土经验创新的“独特”新加坡本土华族文化。由原乡到新土，由传承而创新，这是一段漫长的文化苦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20世纪之前，世界相对封闭，中华文化基本局限于神州大地。20世纪后，大量华族移居世界各地。海外华人华社为适应“新土”新环境，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做文化调适，以原乡文化为资源，并吸取在地新资源，由传承到创新，逐渐呈现本土和自主特色。由建立宗乡团体，到重构庙宇文化，从婚丧庆典，到饮食衣饰，既要保持传统，也须调适创新。

跨境的中华文化，在异地与在地本土文化接触，必然混合交融，出现有异于“原型”的文化形态；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原乡与新土的关系也在改变，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如今，对许多东南亚华人而言，经过几个世代承传，原乡渐远，终究落地生根，而根就在眼前。诸种文化类型与内涵，由原乡移植到新土，呈现本土特色，出现于“新土”的文化创新，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中华文化发展有的重要贡献。

同时，新加坡的华族文化离不开大中华文化圈，继续受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而今中国崛起，对新加坡的华族文化自然有所冲击。这过程中，涵盖“中心”跟“边陲”的互动和转换，也涉及多元身份认同的流动。这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先天存在的“双重性格”，兼有源自原乡华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宝贵的资产。

首先，自200年前开埠以来，新加坡成为多民族人口汇集的岛屿。如李总理所说的，多元族群经过200年的交流互动，在文化方面必然相互影响；这是新加坡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新加坡之外，我们也深受周边地区东南亚多元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审视新加坡华族文化如音乐、舞蹈、戏曲、美术、文学、语言，以至于饮食、服饰、建筑等等，处处呈现来自友族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多／异文化元素。所谓“南洋风”，其来有自。

此外，200年来，新加坡文化深受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制约；譬如热带气候、海洋岛屿环境生态；还有新加坡特有的组屋生活经验（包括当前热烈讨论的“小贩文化”），以及强势政府下的管制条规和政策（如语言、教育、传媒）和政治文化等。简单描述，可说是“热带岛屿都市社会文化”，这些特有条件也反映在新加坡文化内涵之中。

以上两点，或可说是新加坡特有，有别于大中华文化圈其他地区的文化生态。除此之外，全球化以及新传媒科技影响无所不在；特别是新加坡呈现开放型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的资源无穷。但是流动性太大，文化形态趋于浮面浅薄，无法深化。现代社会还可能累积传统吗？或者会出现即用即弃的传统？这是信息现代社会共有的特色。

几年来，李总理以及其他政界和华社领袖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新加坡要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要建立我们特有的文化和认同。这反映了我们建国50年致力建立国家认同的迫切性，也反映一种集体的焦虑感。新加坡的文化政策当前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在此过程中，不免要面对一些挑战。

首先是历史的制约。不论是从200年前的1819年算起，还是立国5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文化演变历程而言，这段时间还不足以允许文化的沉淀。特别是短短的新加坡历史，由英国殖民，到日据昭南岛，到战后反殖民斗争，到新马合并，最后分家独立，再加上历年大批新移民的迁入，确是一段曲折艰辛的建国历程。独立之后50年间，当局努力推动诸种政策（国民服役、国家信约、公民教育、国庆庆典等等），以建立国家认同。而文化建设和国家认同，需要时间沉淀。由历史长河视野而言，新加坡华族文化要落地生根，目前还在萌芽起步阶段，须加呵护，还有待年轻的一代接力前进。

再就地理层面而言，新马原是一家；新马分家源头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而二者文化方面的分割极为困难，常是外力强加标签的。譬如近年来有关饮食文化（鸡饭、肉骨茶、捞鱼生）的起源出处，原是新马不分，而如今硬要分家，造成争议不断。最近有关“小贩中心”的争议是最新例子。其实，文化的流动流变，极为自然，多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必也不可能断然区分。我们自称为“独特的”，常常在临近地区并不少见，强加标签，常是政治性超过文化性。

再以文学为例。长久以来，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和作品，共性多于特性，新马文学被视为一家；独立之后，由新马文学转换到新华文学，势必要强调二者的不同（以显示本身的“独特性”），情不得已，而情何以堪？而新／马文学在中华文学（或是近年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论述）的理论框架下，比较对照，同异之间，可说是既清楚又模糊的。

而在此阶段，中国崛起，来自原乡的文化软实力，继续冲击大中华文化圈，提供滋养，施展其影响力。新加坡华族文化正应该借此“东风”，吸取养分，提升活力，借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这是当今我辈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反之，如果自身缺乏创造力，不能“迎风”而起，开展“新土”文化生机，不能在“中华性”和“本土性”之间取得平衡，具新加坡特色的华族文化就更难成型定型了。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本文是作者根据他在9月2日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文化座谈会“落地和生根：新加坡艺术回顾与前瞻”总结发言所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