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部长年薪100万元，你觉得合理吗？”


随着部长薪金这两个月来再次引起热议，国会近日再次激辩这个“百万元难题”。


多数认为合理的人，把百万元的年薪与投身私人企业者，包括金融从业员的薪酬比较。他们觉得部长一般得管理有数十亿元预算的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政策与措施对广大的老百姓影响深远，责任比私企高管更大，没理由年薪与私企高管的所得相差太远。


认为百万元太多的人，提出的理由则相对多元。今年8月，一封投给《海峡时报》的读者来函提出两个普遍看法：多数发达国家的部长薪金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挂钩，跟这些国家相比，我国政治人物的薪金过高，这会导致民众对体制失去信心。


其次，环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追溯新加坡的历史，不难发现要引进人才，不是非得要有高薪不可。多位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就全心全意地推展建国工程，从没计较薪酬的高低。


然而，其他人要反驳这两个论点也并不太困难。其一，新加坡向来重视长远规划，多位部长都“从年轻做到老”，他们把十多二十年的黄金岁月都用来服务国家和人民。虽有退休部长加入政联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局的例子，但这与国外部长下台后还能开辟事业第二春，还是有差别的。


许多国家的政治有如“旋转门”，从政者服务三五年后就引退，事业发展不仅丝毫未受从政影响，反而还能顶着曾为政府一员的光环，凭着三五年里所积累的人脉，从事咨询工作或到处演讲赚酬劳。


再说建国总理李光耀和副手如林金山和巴克，原本都在私人企业服务，后来接受大幅度减薪，以投入公共服务。既然当年他们从未要求领高薪，为何时过境迁就非得以高薪吸引能人不可？


可以这么说，当时新加坡处在历史转折点，它是否能独立、人民是否能摆脱困苦，促使不少有才干的男男女女挺身而出，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少了这样的时代背景，要能人在太平盛世中从政，难度恐怕就更高了。


也许又有人会说，不为部长高薪才从政的除了第一代领导人，还大有人在。


58岁才步入政坛的前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曾在蚬壳石油服务超过20年，从政前是金融管理局董事经理。另外，现在内阁里的尚穆根、黄永宏医生和颜金勇等人，还不都是愿意放弃高薪来服务国家民众的人。那何来若减薪，最终物色到的部长人选，办事能力将打折之说呢？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投入公共服务就必须做出牺牲的说法，要从政更不能计较机会成本，但关键问题始终是：究竟要减薪多少才算合理？


有些人会说，再减半到50万元吧，在新加坡有50万元的年薪，已经可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了。可是谁能担保真的把薪酬减到50万元后，每个人都会“心满意足”，不再议论部长薪金课题了呢？


新加坡的政治大环境已大大改变，从政不仅没有绝对的胜算，目前的政治氛围，也意味着踏入政坛者无法保障自身和家人的隐私。如果还要从政者接受大幅度减薪，最后愿意步入政坛者，会不会仅仅是在其他岗位上赚取较低薪金的人？年纪比较大、事业有成者？还是图个从政“荣誉勋章”，过后发展另一番事业的人呢？这些问题同样不容易解答。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hosb@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