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故纸
取暖，也要取火。扶持幼苗，奖掖后学，与教育机制结合，以至推及社会大众的接受，除了文本的精进，也需要思考跨界的变革。
少时流连父亲书房翻看了一本本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书，当中有好几本书里头蕉风椰雨的描述，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颇新奇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经济正急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厂房、组屋逐渐取代了香蕉树椰林及锌板屋。犹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校舍上课时，窗外最高的建筑还是死难人民纪念碑呢。
蕉风椰雨指的不光是景物，也包括夹杂热带风情马来词汇的南洋书写。同一片土地上，十几二十年间由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而不复存在的城镇面貌，我在文字间窥见。文学，不就是这样一扇通往过去与未来的窗口？
上个星期六出席新加坡作家节“重新认识新马华文作家与文学：过去、现在与未来”座谈会，蕉风椰雨的影像又在脑海中浮现。
主席王润华教授开场时主张打破地理疆域、历史、政治观的固有观念，以包容开放的思维重新界定新华马华文学。
长久以来，“马华文学”一词泛指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品，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白话华文文学。南来作家与文化人推动了新马报刊副刊的改革，形成影响。1950年代至1965年，文学受到时代思潮和社会变动影响，写作人和刊物涌现，作品数量超出前期阶段。1965年新加坡独立，文学分成了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此后，新华文学走上属于自己的文学发展历程。
王润华教授主张新马华文文学应追溯至15世纪明代的文言文，也倡议建构多元文化与文学史，突破语系、国族观念的框框，把南来作家、归侨作家、新移民作家等各个不同时代与新加坡结缘的作家，在本地用英文创作的华裔作家，以及在其他领域声名显赫文采一样斐然却被忽略的潘受、陈瑞献等，也列入新马华文文学。
他以立于英国西敏寺教堂诗人角落诺奖作家艾略特（T.S.Eliot）的墓碑为例，指出生于美国的艾略特最终被纳入英国文学的范畴是一种大同世界的表现，借鉴共和联邦英文文学确立多元文化中心的经验，寄望新马华文文学乃至南洋文学能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广袤版图中发光发热。
王润华教授长期关注全球视域中的新马华文文学，他曾在1980年代末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及国大艺术中心副主任期间，推进“第二届华文文学世界大同国际会议”的举行。和王教授一样同为诗人学者的艺术中心主任唐爱文（Edwin Thumboo）在大会开幕致辞时肯定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价值，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好模范，因为它不但能适应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的地理与文化环境，同时，还继续吸收母语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精神。著名汉学大师周策纵教授在聆听了针对世界各国华文文学的27篇论文报告后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双重传统”的特性，有必要建立起多元文化中心的观念。
上周与会者涉及对新加坡文学的三种描述：南洋星洲及世界大同，则可说浓缩了“南洋想象”和跨国跨界文化自信的讨论。
比如陈志锐博士勾勒新马作家的身影时，除了介绍自号星洲余公的邱菽园等先驱，列举一度旅居新加坡的名作家郁达夫、刘以鬯等，脱稿时也提到旅居本地的医生作家林韦地、“牛油小生”陈宇昕，以及新移民作家当中备受争议的《乌鸦》一书的作者九丹和《蜗居》作者六六。
“星洲”和“南洋”两词都不是在新马诞生。中国诗词传统用典中，“星洲”指水边的小沙洲。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南洋”经过作家的描写、想象、建构和重构，逐渐脱离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统御宰制，发展出本土的独特性。在今天愈见开放成熟的全球化社会，用本土的字汇、作者是不是生于斯长于斯居于斯，也就不再是“书写新加坡、在新加坡书写”的单一标准。
中国学者潘亚暾曾分析，新华文学的特点有七多，一是作家多，二是作品多，三是文艺团体多，四是文学活动多，五是发表园地多，六是评奖多，七是国际交流多。有关新华作家的梳理，曾有方修编的、苗秀与赵戎编的，以及柏杨编的三套选集，反映百年来新华作家的一定数量。这些种种，是许多文艺先辈及目前仍在线上的文艺爱好者刻苦经营的结果。
要在如此丰厚文化传统资源的基础上持续挺进，从“星洲”“南洋”走向世界大同，在其他文化体系中广泛流通、传播和接受，不可能是文人雅士的单一努力。在母语阅读逐渐淡薄的大环境里，更有赖有资源的有心人士或机构大力扶持。
取暖，也要取火。扶持幼苗，奖掖后学，与教育机制结合，以至推及社会大众的接受，除了文本的精进，也需要思考跨界的变革。文艺团体如新加坡作家协会积极推动诗乐书香系列活动，可说是其中之一。打破疆域，通过翻译、与本地其他语系作者交流、通过影视广播社交媒体等方式延续文学的魅力，走进社会大众的视角，那么“书写新加坡”就不再是蕉风椰雨的异域想象。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文创、教育与出版助理副总裁兼焦点出版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