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传承四五十年的好吃摊位，这几年都准备收摊了。他们的故事往往没人写过，若不赶紧记录，恐怕将湮没在滚滚红尘里。
小六那年，爸爸工作不顺，为帮补家用，原本在家相夫教子，车衣煮饭养鸡鸭的母亲，开始开档卖罗惹、饮料和甜品，肩挑养家糊口的大半重担。
她每天中午开摊，凌晨1时打烊，清晨5时又起早摸黑，为孩子准备早餐，再洗衣服和做家务。
我整个中学生涯，放学后几乎都在档口温书和阅读。好些顾客都成了朋友，有时看我们忙，还帮忙收点单、收碗抹桌，甚至搬桌椅收档。
妈妈是跟邻居好友学会炒罗惹的，她发扬光大，特制独家虾饼，自配虾膏，自炒花生磨成粉。她靠一双手，帮家里熬过经济风暴、培养出四个大学生。
她还拥有一群“粉丝”，虽然退休20年了，还叫她罗惹嫂。
我以罗惹嫂的儿子为荣，念大学时也到牛肉面摊打工赚学费，继续“小贩助手”生涯。遗憾我只会吃不会煮，无法传承独门手艺，但很乐意书写小贩的故事。
本月起每周二《联合晚报》推出《小贩周记》，我和采访团队为此到全岛搜罗好吃又有故事的小贩摊。
每次跟小贩对话，我都感觉到“高手在民间”。例如一位拿了好些国际厨艺大奖的煮炒摊老板，坚持在小贩中心提供大众化美食。他出道时跟一群厨师每月交流，无私互授真功夫，如今也打算把厨艺倾囊相授给有心人。
听着这些从建国以来传承至今的小贩故事，简直有如新加坡故事的缩影。我和团队希望更多倾听和对话，发掘启发人心的“小贩版新加坡故事”。
打从这个采访工程启动，我感受到一股急迫感。好多传承四五十年的好吃摊位，这几年都准备收摊了。他们的故事往往没人写过，若不赶紧记录，恐怕将湮没在滚滚红尘里。
许多第一代小贩在二战后的穷乏困顿中开摊，倾注一生心力，厨艺已炉火纯青，如今第三代生活好转，第二代感觉是时候“放下了”，决定让小贩摊完成“历史任务”。
打拼40多年的一对小贩夫妇就是这样想。他们栽培三儿女念完大学，坦言不愿孩子继承，因为不希望他们“太辛苦”。但也有第三代或新一代小贩拒绝“完结篇”，他们要续写传奇，以巧手炼成一代“小贩大师”。
我刚采访两名拥有亮眼学历的第三代小贩，都原在跨国公司当高管，以继承父母厨艺为荣，面对父母的反对和“心疼”，却毅然卷起袖子，在小贩摊“练真功夫”，开展锅勺人生。这些年轻小贩以传承发扬美食为己任，思考如何改善工作流程、提高生产力，把小贩摊当创业磨练场，准备厚积薄发，来日开分行。
五个月前李显龙总理宣布我国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小贩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简称为小贩文化申遗）。但我身边许多人对何谓申遗、为何申遗都没概念。
甚至有公众撰文反对申遗，直言“希望它失败”，认定这只是“赚旅客钞票”的花招，为此进行形象工程和外包给社会企业，反而导致小贩成本增加、工时更长，“更难做”。
当局已展开“新加坡小贩文化巡回展”，举办针对小贩的摄影比赛、作品展览，或许这有助解惑释疑，凝聚民气。
《联合早报》昨天报道，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认为，申遗不表示我国要呈现停留在某个年代，或“最完美”的小贩文化，更是为了肯定小贩文化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
申遗意义何在？我认为，重点是建立令人自豪的小贩文化，包括整洁通风的小贩中心、高素质的小贩和食客；借此改变社会观感，提升用餐体验，也鼓励年轻人当小贩。
单靠上网支持或到路演按钮凑人数恐怕还不够，政府也须在硬体管理上改善小贩中心又热又脏的印象，吸引年轻人走入通风整洁的小贩中心用餐，不再偏爱到咖啡厅和快餐店消磨时光。毕竟小贩不是文化大使，别让小贩太沉重。要打造令人自豪的小贩文化，或许更关键的是食客的态度——能否尝试“把小贩当完整的人，把小贩中心当家”？
小贩努力养家和顾摊，往往凌晨四五点就摸黑准备食材，是值得尊敬的匠人或美食师傅。他们不是“下人”，也不只是交易对象。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冰冷互动之外，能否偶尔关心问候一两句，或至少打个招呼，说声早安或谢谢？那会让小贩感到受尊重和珍惜。
小贩中心固然是“公家场所”，也可当自家来维护。餐盘狼藉不是你家的事，也可以是我家的事。其实我们念小学时都已学过，自己动手清理餐具和托盘。别把学到的都还给老师，认定那是收碗工人的事，管他飞鸟来啄食。
因为是自己的家，我们会介意小贩中心是否整洁。因为是完整的人，我们在意小贩是否快乐。
若能如此，小贩文化才算得上是焕发新生命的文化遗产，而非只供凭吊的遗迹。
我们也得以继续享受多元而精彩的美食，随时走访同一屋檐下人人平等的社区食堂，续写舌尖上的新加坡故事。
到那时候，申遗成功与否，或许已不再重要。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组执行级记者 woonwj@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