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的两难就在于，孩子终究要长大，之后也就无需过去的那种照顾方式。然而保姆国家却可能形成一种惯性，一边是政府始终放不下，把人民当长不大的孩子，另一边则是人民一有困难或要求，想当然地找政府解决。
农历新年期间，陆续在手机聊天群收到过节的信息，其中一则是某选区的庆祝活动，跟牛车水的官方仪式一样，现场同时放了好几串红鞭炮，非常有过年气氛。我在群里以开玩笑的语气写了“州官放火”，立即引起不少赞同。尽管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个评语当然也简化了问题。现有法律是禁止放鞭炮的，反对者认为这削弱了过年气氛。可是不难想象，一旦解禁，如果出现因乱放鞭炮而发生的火患，或者邻居之间为噪音而反目，或由此而起的其他纷争，根据现有的社会行为模式，要求政府出面禁止的民间呼声几乎必定出现，而且结果大概不会让人意外。
西方媒体一度形容新加坡是“保姆国家”“拥有死刑的迪士尼”，其中有基于意识形态分歧的不满，可是也并非全然无的放矢。如果剥除背后的意识形态，“保姆国家”捕捉了部分新加坡的精神面貌。独立时的一党独大历史，延续至今超过半个世纪；虽然批评者抨击人民行动党高压，但它每一届选举都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连任。其得到选民委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出色的政绩，这一点是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老实承认的。除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行动党的政绩之一是微观治理，不放过民生课题的任何细节，真的就如一个尽责的保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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