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开埠200年来,新加坡在教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谱写许多动人篇章,没有先贤在教育事业(包括民办的英校)上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把校内的人文学院大楼,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大湖附近一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径”,以铭记已故前南洋大学创始人陈六使,以及当年他所领导的福建会馆,为推动本地文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在南洋理工大学10月19日“校友之夜”的演讲中说,这个命名仪式所代表的,可以说是对历史所持有的尊重态度。他说:“政府与陈六使先生曾有一些分歧,我们至今仍然维持当年的观点。”
一直以来,不少“老南大”还抱着为陈六使和南大“平反”的期待,但新加坡建国后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逐渐让他们的无奈心情沉淀下来。政府最新的“尊重历史”姿态,也许意在抚平一段历史创伤,但政府仍“维持当年观点”的立场宣示,是新一代政府传达的更重要信息。
我们今天跟陈六使兴办南大的轰轰烈烈大时代(从1953年算起),距离不过是60多年的时间;而陈六使当年所延续的华社兴学办校的历史,则可以推到更早以前的19世纪中。他延续的是整整100年的历史。
早在19世纪中,华人先贤就推动中英文教育。陈金声捐款在厦门街创立萃英书院(1854年)。历史学者柯木林在一篇博文中引述一位年轻研究员李业霖从碑铭中的发现,把新加坡最早的书院,追溯到1849年在天福宫崇文阁办的书院。
殖民地时代,华社先贤兴学办校的精神,也鼓舞了海峡华人的群体,两个华人群体在办校的事业上形成良性的竞争,英文教育也因华族先贤重视教育,开启一个民间办学的时代。例如在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华人章芳琳(又名章芳林),在直落亚逸街建章苑生学校,是最早的英校,招收不同年龄不同宗教的学生,他一手承担所有学生的学费;颜永成也在1893年创办英华义学,也就是今天颜永成中学的前身。
1899年,林文庆医生、宋鸿祥(又名宋旺相)律师为海峡华人的女性青年争取教育机会,建立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旧时代的海峡华人家庭中的女性角色非常传统,只是顾家、做美食,读书没女性的份。为她们而特设学校,是那个旧时代的创举;中国妇女也是待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完全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林、宋二人为女子打开教育之门还早了20年。
新马著名历史学者(近日辞世)杨进发说:“19世纪的华族先贤立下优良的典范,为20世纪侨领发扬光大,他们不只在新加坡也同时在中国兴办更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
所以,当我们在表扬华族先贤倾资办学的精神时,也不能忽略海峡华人社群对英文教育的贡献。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历史更悠久的英籍海峡华人公会(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成立于1900年),在教育事业上与华社主流所办的华校进行的竞争,提升了整体华社的素质。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培养的学生,在政治效忠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效忠英国殖民政府,后者效忠对象是中国)。林文庆则是其中身份和成就特殊的人物,出身英文教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却仰慕中华文化,好孔孟之道,支持华教,还受陈嘉庚的赏识,出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充分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双语优势”。
当年筹建南大时社会上三轮车夫“义踏”、舞女“义跳”的盛况,徐芳达称之为佳话。这一段“佳话”可能是年轻一代从未听说的“奇闻”,今天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对南大的前身,以及陈六使的大名都感到陌生。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表扬的南大精神,正如我国历史学者李元瑾前天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陈六使重返云南校园》所说的,“没有陈六使,南大精神显得苍白”。
南大精神是20世纪初华社领袖兴学办校热情的最高峰,满清倒台前后的一段时期,新、马华人社会深感唯有通过教育,才能为祖国救亡事业做出贡献,导致20世纪初,华校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华社也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思想,让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各方言群的领袖纷纷办起以各自方言为媒介语的小学,如应新、启发、道南、端蒙、养正。满清倒台之后,方言教学也逐渐转为华语,1917年,新加坡第一所女子中学南洋女中成立,两年后中国的五四运动(1919年)才解放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190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身新加坡华人商务总会,由26位基本上都是出生于中国的杰出商人创立,他们每一位都是华校的创办人或是赞助人,如陈嘉庚、林义顺、杨瓚文创立华侨中学(1919年);胡文虎、林庆年、林文田创办中正中学(1939年)。陈嘉庚是成功的企业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和新、马一带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中的一段奇迹。二战之后的50年代,陈六使、李光前与连瀛洲联合出资出力创办、新加坡福建会馆全力支持的南洋大学,是华社推动教育事业的浓墨重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马来半岛上华人对南大创立的支持。
为了发扬先贤办学的精神,新加坡的公民教育或是当代历史,应把南大成立的一段历史收入课本。开埠200年来,新加坡在教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谱写许多动人篇章,没有先贤在教育事业(包括民办的英校)上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