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钧:政治发展的牛顿第三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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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三年,国际社会乱象频生,例如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席卷西方多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点燃国际贸易战火、英国国会对于脱欧方案一拖再拖、马来西亚变天后社会似乎没有变好、香港反修例示威演变成社会动乱等等。

一些观点把这些事件概括为西方自由民主出了问题,疾呼不要盲目追求以免社会误入歧途。各国社会面貌和政治经济的变化其来有自,应审慎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民主制度出了问题。

民主发轫于西方,是一种不断因应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的概念和制度。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已有2500多年历史。希腊时期并非全民民主,除了公民,女性、奴隶、外邦人和平民都没有统治权利。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奴隶解放了,工业革命开始了,各个阶级和群体通过斗争,逐渐拥有了统治权利。在这过程中,哲学家、政治家、宗教等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激辩,丰富了政治体制的发展,民主政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各国按国情民情微调。

欧美社会走向民主政体,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有莫大关系。资产阶级是相对富裕的群体,对政治也拥有较多的权力和影响力。资产阶级越来越大,对政治的参与和主导也越来越大,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催生帝国主义,帝国之间的利益瓜分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引发两次世界大战。

从另一个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是矛盾到了极点后的调整,也就是中华传统思想常说的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或像牛顿第三定律所说,钟摆受到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不断左右摆动。科学和哲学证明宇宙万物都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正负、阴阳的二元之分,使万物得以平衡。社会也是如此,所以那些长期实施民主制的国家发展出两党制,是社会不断左右调整的发展规律。

两次大战调和了矛盾,殖民地独立为世界经济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世界似乎来到大战前矛盾积累的局面,钟摆又来到一个极端。今天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人均所得上去了、社会富裕了,一些低生产力的工作却流失了,特朗普让美国老百姓看到似乎可以通过贸易战夺回失去的利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也越来越看重肤色、语言、信仰等身份认同,排斥非我族类,想回到资本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之前的社会结构。民主制度让这些选民有机会通过手上一票来求变。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对症下药,例如照顾好因失业而不满的群体?

狭义地看,这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所在,因为一些问题是长期性的,四五年一次的选举使得政客短视,未能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例如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反而告诉选民企业不能倒,否则会失去更多就业机会;于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民主制度的最重要基础中产阶级日益萎缩,低收入选民越来越多,求变的声音越来越大,却叫不醒传统政客,以致打着民粹旗号的政客得以上台,试图以激烈方式扭转局势。

广义地看,这是苏联和东欧剧变后,资本自由主义完胜民族主义及共产主义并席卷世界的结果。资本在过去30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的两党制政体背后事实上是一元政治,任由资本不受控制地发展到极致,政客无法有效通过政策进行必要的再平衡;盛极必衰、否极泰来,如今反作用力开始出现。

回到问题的本质,政治发展须同时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确保两股力量互相制衡,否则作用力过大时,反作用力更大,人民受到的震荡也更大。选民须有足够的睿智,维持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动态平衡。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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