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种族色盲”的人反而缺乏对于种族、信仰、习俗和语文的敏感性。
工人党主席林瑞莲星期二（1日）在国会中发表了她对“种族色盲社会”的理想追求，她说：“我们应该采取具体步骤，朝这个方向迈进。”
她以本届大选为例指出，好些政党在集选区推出以少数种族占多数的竞选团队，表现不俗，包括工人党的阿裕尼集选区。她以此说明，今天的选民并不那么执着于种族问题，我们对未来有理由感到乐观。
她所谓的应该采取的具体步骤，包括检讨种族身份的“四分法”、集选区的种族要求、组屋居民的种族比例规定。各族群的自助团体的存在，被她批评为“强化了族群意识”。
两天后，林瑞莲的“种族色盲”论在国会中擦出一阵朝野争论的火花。
总理公署部长兼教育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孟理齐说，大家都希望达到理想中的“种族色盲”社会，人们在态度和行为上不会带有种族偏见和混淆，但这不等同于无视种族间存在的差异和不同情况，又或是忽略和低估某些评语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孟理齐的这一番话，点出了所谓的传说中的“种族色盲”崇高理想的“盲点”。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盲点的存在，则这次的讨论便失去意义。看看美国今日的社会动荡，种族歧视与收入差距是导火线，黑白对立的怒火动不动就会引发。建国200多年后的美国，“种族色盲”越来越成为一个笑话。
如果林瑞莲以为新加坡正在朝“种族色盲”的理想境界迈进，那么这又是谁的功劳呢？当然是人民行动党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的功劳。因此，林瑞莲的言论不也是对行动党种族融合政策一项很高的评价？然而，行动党本身却不敢接受。当然，归功政府多年来的成就并非她的本意。
假装各族群都是一样的新加坡人，这才是“种族色盲”论的最大盲点。
自以为“种族色盲”的人，反而缺乏对于种族、信仰、习俗和语文的敏感性。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更加公开、大胆地讨论种族课题”，便是自认他们是新加坡人，没有种族之分。这种现象对新加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种族和谐，构成了潜在危险。
多年前，本地有政治学者建议，我们的身份证上无须注明“种族”的分别，甚至认为华族身份证上的中文名字可以去掉，因为我国法律只以英文名字为准。
这些偏激论点的背后理据，便是认为新加坡人已经是一个民族，无须再有种族的分别心。
在建国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曾经在“新加坡人”的文化政策上经历一番思考。建立一个新加坡文化、一个新加坡民族的论点，早已有之，如担任过文化部长、外交部长的拉惹勒南在这一方面的看法，跟建国总理李光耀有所不同。
李光耀的“民族观”比较现实，他认为即使100年后，一个所谓的“新加坡民族”也不会出现。
拉惹勒南和担任过副总理的杜进才，基于一个相等于“种族色盲”的崇高理想，而反对李光耀在1979年展开的讲华语运动。但他们两人与李光耀之间的文化观差异，并没有扩大为公开的矛盾，两人照样对各自选区内的华语运动给予支持。
本地的多元美食文化，体现出新加坡文化“和而不同”的可贵，清真版本（halal）的华族美食，让马来人也能把异族风味当作日常食品。小贩中心和冷气食阁里设置的碗盘回收架子，也有halal与non-halal之分，新加坡人都会格外注意，因为一旦搞错，可能引起种族之间的误会。幸好这类由于无心过错而导致的纠纷，还未听闻过。
组屋区楼下到处可看到方便华人焚烧冥纸的铁桶，这是市镇理事会尊重华人民间习俗的开明管理。当局与其基于环境或是一些人的反对而禁止，不如更好的管制，避免这种华人习俗给邻里关系和环境造成破坏。这些都从另一角度，反映出种族之间“和而不同”的成就。
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建立在互相谅解、彼此尊重各自的生活空间的基础上；如果少数种族和少数个别群体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受到挤压，自己的文化、信仰和语言不被尊重时，便会埋下社会不安的种子。
“种族色盲”存在的盲点，可能引导我们走入许多政治、社会、文化的误区。林瑞莲的论点，如果不只是她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着工人党的“崇高理想”，则更加值得我们担忧。
在“统一而多元”的社会长大，新加坡人体内已经生而具有对不同语言、信仰和习俗加以尊重的文化基因。因此，我们不必对组屋楼下遍设特别用途的铁桶，以及碗盘回收架有清真和非清真之别而大惊小怪。我们的习以为常，便是一种社会成熟的象征，各族之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也就无须装作我们已经是“种族色盲”的“文化盲侠”。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