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越:抚平夹缝中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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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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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星期,澳大利亚又再次爆发全国性示威,成千上万名女性身穿黑衣走上街头,抗议两性不平等,并且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解决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

自#MeToo反性骚扰运动在2017年秋季达到沸点以来,像此次澳洲女性上街游行维权的景象,在全球各地络绎不绝,但始终没有以同样的形式吹来新加坡。

一方面,新加坡保护女性权益的体制相当健全。另一方面,新加坡在职场性别平等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力证女性在社会上的良好发展。

譬如,1999年国会女议员只占4.8%。在20多年后的今天,国会包括官委议员在内已有31位女议员,占比达30%。2020年,受委为政府部门常任秘书和第二常任秘书的女性分别占22%和26%;女性也占最高法院法官人数的24%。

然而,提升女性权益,其实不只关乎社会上有多少巾帼不让须眉的铁娘子、企业中有多少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高层,也关乎社会中无权无势的女性,能否在关键点上,获得体制上的保护以及公平的待遇。

在后个层面上,一些在过去鲜为人知的夹缝,近年来已更被广为人知,促使政策顺势而为,迅速迎头赶上。

譬如,这几年每当有高学历者涉及性犯罪、偷窥或伤害女性的案件公诸于世,必然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其中,最引人诟病的是这些罪犯以“前途一片光明”或“学历良好”等理由,向法庭请求轻判。

本月初,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国会声明中,终于对这类减刑争议划出了一道最明确的底线,即绝不会因他们前程似锦而轻判。

这意味着学历将不再被视为一种妨碍正义伸张的借口,想必这能大快人心,更让这个自国大宿舍偷拍女生风波开始,延烧了近两年的课题能告一段落。

又譬如,自2017年起,未婚单亲母亲终于可享有与其他母亲一样的生育福利,包括16周的有薪产假,而非婚生子女此前也可获得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这不仅给予这些母亲更多资源来养育孩子,减少这些孩子一出生就面对不利的客观因素,也意味社会变得更为包容。

去年的这个时候,国家发展部也宣布,放宽35岁或以上未婚单亲家长申购组屋的条件,允许他们申购非成熟区的三房式组屋单位,不再只局限于之前的两房式。当局也会灵活处理年龄介于21岁至34岁未婚单亲家长的购屋申请。

从另一个角度看,抚平政策上的差别待遇所带来的不平等,让背景不同的母亲更可能在同个起跑点上对待生育、养育和教育,也是一种赋权的做法。

上述几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微调在新加坡发生,其实也只不过是近五年的事。

过去的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到了政治平等权利、以及经济和工作的平等权利,但夹缝中的不平等或许还有许许多多,包括不同领域乃至女性之间的差别待遇、职场升迁和同工不同酬等课题。

这些正是近几年女权运动奋斗的目标,而未来还有不少课题等着被书写。但我想,进步并不须要通过大规模示威才能获得。只要社会认真聆听来自夹缝中的声音,并为此付诸实际的行动,我们可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为女性寻求文化上的真正平权。

(作者是新闻中心品牌与受众主任 sheny@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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