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月15日报道，韩国调高最低时薪，结果失业率飙升到4.5％，这让人联想到保护平等和人权的经济政策是否奏效。
经济学也能分为左派与右派。所谓左派，就是提倡人权与平等，右派则提倡责任。报道中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是经济学的左派，所以他选择使用最低时薪的政策，以便缩小贫富差距。虽然文在寅政府的原意是以保护人权为标准，但结果适得其反，原因可能在于：假设雇主是以逻辑思考和判断来做决定，雇主会以利润优先，这导致他们开除部分员工来降低调高最低时薪所造成的成本增加。
有经济学家指出，最低时薪不是灵丹妙药，而它的副作用多半会抵消最低时薪的正面效应。因为最低时薪是非通用的政策，我认为文在寅政府的政策应考虑到多方面的利益。
新加坡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会比较适合。我国政府还未使用最低时薪政策，而是照样以市场和雇主的需求决定工作与薪水。可是，政府动用税收来补贴低薪工人的薪资，让他们至少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此政策的优势在于能照顾到雇主的需要，即雇主能根据市场价格聘请工人，而政府的低薪补贴则增加雇主与员工妥协让步的余地，在短期內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经济学里的政策有长期与短期之分，而政府使用的方式便是配合长期与短期政策，来实现政策的最大效应。长期而言，我国政府的目标是提高整体员工的素质。政府通过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计划（SkillsFuture）来增加员工的市场价值。如果新加坡劳动人口的整体素质提高，这有可能吸引高科技公司在新加坡投资。高科技公司的工资也相对较高，如果政策有效实现，有助于低薪工人的薪资提升，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
每一项政策都会有负面效应，而我国政府政策的负面效应是低薪工作的劳动力供应减少，以及新加坡过度依赖外籍员工。可是，以应对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的目标而言，我国政府的政策虽然不可能直接而快速地解决贫富差距，但至今应达到控制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的效果。
我国近年来也开始讨论和考虑最低时薪的实用性，而韩国近期的经济表现是为右派经济学投了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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