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尼各拉女校创办于1933年，与新加坡的历史、教育政策、华人社群的关系、天主教的价值观等有很多剪不断的情结。不同时代的学生，会有不同的经历与感受。我大姐读书时的校长是带领圣尼各拉经历40年风雨的创校校长李芳济修女，我和二姐读书时的校长是掌舵29年的第二任校长李宝丝。
初次知道校友邓宝翠将会把母校校史拍成电影，心中充满期待，因为她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已经在讲述新谣历史的电影《我们唱着的歌》展现了功力。期待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两年前电视台制作的有关圣尼各拉校史的30分钟短片，对创校校长及副校长只字不提，引起老校友很大的抗议，邓宝翠也发声：“自己的历史不要靠别人来做。”
2018年，圣尼各拉校友会为庆祝创校85周年，决定请邓宝翠制作电影，而《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终于在今年4月11日举办了首映。它也是今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作品之一。
踏进电影院前，本以为那是一部只有校友才有共鸣的电影，然而，邓宝翠把它拍成剧情纪录片，通过口述历史和搬演片段，呈现新加坡教育制度的改变。虽然故事聚焦首两任校长所带领的母校，但电影的价值更在于让年轻一代知道过去的一段历史，让那些经历过的年长一辈国人再次思考决策上的考量与得失，包括学生该不该参加学运、英政府不资助华校、圣尼各拉为何不成为自主学校、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华校生的次等身份与出路等。
这部电影也再次勾起一件童年往事，让我深深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人在某个时间点的一个决定，自己或他人的决定，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历练。
是的，我差一点没报上圣尼各拉。
我来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一名华文教育工作者。大姐比我大10岁，二姐比我大两岁。我上幼稚园时，很期待上一年级时能和大姐、二姐读同一所学校。但是，等到报名的前一天，父亲才告诉我他和母亲决定为我报读住家附近的天主教英校。当时年纪小，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英校”，不知道英校生的“出路”比较好。
那是开明的父母唯一让我受伤的决定。那是1970年代初的新加坡。家中三个哥哥读公教，是华校生。六个孩子有五个读华校，是错误的决定吗？我尚未入学，所以父母还有机会弥补“错误”？
幸运的是，住家附近的教会英校学额已满。虽然当年圣尼各拉已经是热门的华校，但因为姐姐是学生，我顺利地进了圣尼各拉，在母校度过了10年充满欢声笑语、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我们的教育政策哪里出现错误？学生不参加学运是一个错误吗？圣尼各拉不成为自主学校是一个错误吗？
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当年父母没有把我报进英校的“错误”，是最美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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