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先生的文章《在新一年里跳出新冷战陷阱》（1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指出，中华文明“传统的威权制度以牺牲人权和人的尊严来立威”，而官员对百姓有“不分青红皂白打杀威棒的传统”。这观点使人感觉我们的祖先似乎都是过着被压迫的生活。
郭先生也提到中华文明制度的“恶”，同现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不调和。其实，这“恶”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绵数千年，且其中大部分时间里领先世界。如果说西方话语体系无法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华人对自己的传统也有误解，就让人遗憾。
我认为这误解有三个原因。首先，近代民族的孱弱使我们无法以正面的态度来理解传统。第二，近代中国两次被有强烈主奴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统治，而使中华文明变质。这也是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中华文明已随着宋朝灭亡。第三，妖魔化传统曾被利用为政治工具。所幸随着民族日益强大，人们现在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传统。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首先，我们的祖先其实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和人权。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是独立的小农，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不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科举制度也使社会阶级有一些流动性。反观欧洲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土地不能自由买卖，都集中在贵族手中。一个农民家庭世世代代都被束缚为同一个贵族家庭服务，社会阶级固化。
第二，国家治理依赖好皇帝的说法，也有某些程度的夸大。中国历史上无为的皇帝不少，社会却不一定会因此而发生大动乱。譬如明朝嘉靖和万历祖孙两位皇帝，大部分时间怠政，但他们统治近100年，国家都还相当稳定。这或许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民本传统，好皇帝能使国家强大，而无为皇帝时期，纵使统治层里斗得你死我活，基本上也不干扰人民的生活。再举个例子，晚清虽然腐败，但曾国藩还能在民间组织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可见民间还是认同平定太平天国能稳定社会。
反而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人权、法治、民主，都在二战后才在西方国家里普遍存在。二战之前西方国家许多时间都在战争中，何来自由和人权？就更别说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的人民了。
其实，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包括西方人民，我们的祖先在自由、人权和法治方面都是较为先进的。我们的传统制度和文化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邪恶，并不比西方社会逊色。这之中包含的民本传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民本传统在新加坡也有非常好的实践。新加坡的执政党纵使没有面对被取代的危机，还是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来了解民情和改善民生，这为世界提供很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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