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自由工作者，这次冠病疫情蔓延对我们的冲击真的非常大。新加坡真正有多少个自由工作者，这方面的数据恐怕官方也说不上来。
自由工作者的技能，大多数不属于一般教育体系大批量、生产线般所培训出来的。我们所做的工作通常是服务性质，随着市场需求、个人的兴趣、能力与竞争力演进而成。因此，自由工作者通常自主性、自我推动力强，也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
如果某个行业或公司需要某种技能，内部刚好没有，或者该技能与公司的核心业务没有直接关联，不想聘请固定员工，或许可以从自由工作者那里找到填补方案。那些多年从事自由工作的人，一般很难适应固定工作所要求的制度。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必靠搞办公室政治，而是靠个人的努力和对机遇的把握。
自由工作者服务的行业非常多元化，多数凭个人能力与人脉拓展业务，有时显得没有章法，为了生存，哪里有路就往哪里走。因此，自由工作者的团体组织性比较弱，酬劳等都是自己争取，很少有参加什么工会的。
很多人非常羡慕自由工作者的时间自由，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项目。不少崇尚自由的年轻人，一毕业就选择自由工作。可是，长久下来，他们要结婚买房子时，就会觉得有雇主缴交公积金其实挺好。另外，也有许多人到了中年，事业遇到瓶颈，或被公司裁退，或中途转行求职无门，只好凭多年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另起自由的灶炉，这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企业乐用自由工作者，按需而雇用，没有固定的员工成本。政府支持自由业者，因为政府大概也没有办法提供那么多职业空缺，来满足自由工作者的需求。
然而，冠病疫情肆虐，很多自由工作者所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
虽然数码时代的市场无边无际，但不是每个自由工作者的工作都可以跨国界。那些服务性质允许的，理论上而言，客户市场是扩大了，但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新加坡作为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高，成本高，我们的收费无法跟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工作者相比。这是现实情况。
问题在于争取生存的当儿，我们的技能是否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是否能凭一己之力，把触角伸向国际市场。面对外部市场时，我们是否有能力评估国际顾客的支付信用，是否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自由工作的模式，其实就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始祖体现方式。一场疫情或加速了技能的取代，或抑制了行业的发展。但是自由工作者不可能个个就此消散云烟，一夜间被固定雇佣市场吸收，所以还是会积极寻找生存空间。
企业进行数码化，政府向来给予企业多方面的资助，提高对科技的使用，减少对人力的依赖。自由工作者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工作效率，除了提升技能，也须要提升对科技的使用，希望未来的补助政策会考虑到这一点。
在这几轮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照顾到企业员工和自由工作者的收入补助。相信政府正从宽执行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的家庭收入条规，因为自由工作者跟企业员工的区别，主要是雇用性质不同罢了。
自由工作者是求生力强、能屈能伸、创意高效的一群，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韬光养晦，莫让病毒侵蚀我们对工作的热忱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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