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曦
欧盟的第二个软肋是成员国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这也是最近几年来各成员国间分歧扩大、脱欧情绪日浓的直接原因。
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止于草莽之间。英国通过公投决定离开首次激活了欧盟的退出机制，刺激更多欧盟成员国重新审视欧盟与本国的关系，危机的产生和外溢创造了一个痛定思痛的反思机会，让欧盟内外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欧盟的症结所在。
使欧盟长期处于结构性脆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为18.46万亿美元，而英法德“三驾马车”的GDP总和就接近10万亿美元 。“80%的GDP是20%的成员国创造的”的“八二定律”现象十分突出。
在贸易结构方面，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成员国只能被动的成为消费者，发挥有限的媒介作用，无法从区域一体化中对等的获得收益。这种贸易发展模式的长期持续和固化加剧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马太效应，使得相对落后的成员国，无法通过正常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获得发展机会，在欧盟内部形成发展不均衡的利益集团化和代际传递。
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存量资源的再分配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增量资源的分配也更加青睐“发达成员国”而回避“欠发达成员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2014年欧盟外商直接投资总流量（FDI flow）为4339.20亿美元，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法国占9.88%（428.90亿美元），英国占9.11%（395.3亿美元），西班牙占5.07%（220.38亿美元），意大利占3.45%（149.96亿美元），匈牙利只占2.92%（12.71 亿美元）。
从FDI的GDP占比上看，法国（1.17%）、英国（1.83%）、西班牙（1.84%）与匈牙利（1.05%）的差距同样明显 ，这也就意味着越是在GDP总规模较小、对外部资本依赖程度高的成员国，真正能够获得的FDI却越少。从经济学角度说，欧盟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剥夺了欠发达成员国实现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机会，如果不从政策角度予以平衡，则会使弱势成员国陷入“发展不平衡－差距扩大－加剧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最终动摇欧盟的经济基础。
欧盟的第二个软肋是成员国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这也是最近几年来各成员国间分歧扩大、脱欧情绪日浓的直接原因。众所周知，欧盟成员国中的许多国家都以高福利和高税收闻名，欧盟成员国间要就社会福利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就会存在各个成员国在欧盟框架下权利义务不对等的问题。
随着欧元区的建立，一方面是成员国间福利水平的鸿沟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是欧洲一体化在财政平衡方面的严苛要求，增加了成员国福利体系面临的现实压力。
这造成了两个后果：要素流动便利化促使一些成员国内的企业向欧盟内部福利水平较低的地区转移，扩大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的同时，高福利地区的就业和税收流失；高福利地区由于政策趋同和投资流失的双重考量，也开始削减福利水平并谋求预算平衡。
例如，在欧债危机中，希腊接受德国主导的纾困方案中就明确规定要严格执行预算紧缩政策，控制政府开支，导致希腊国内反对一体化和反徳情绪持续高涨，时任总理帕潘徳里欧也威胁要把希腊退欧付诸公投，在风声鹤唳的国际资本市场掀起了一波恐慌潮。
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敞开大门接收中东难民，这令欧洲的危机应对能力更加捉襟见肘。不堪其扰的英法等国、不堪重负的希腊意大利等“危机前沿国家”纷纷指责德国慷他人之慨。
欧洲理事会在给予新成员经贸便利化安排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却不顾成员国的接受能力采取临时动议的方式强制分摊难民名额，强迫成员国履行义务，这种严重违背欧盟精神的做法，招致成员国特别是东南欧成员国的强烈不满。欧盟对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处理方式，激化了成员国间存在的矛盾，成为英国脱欧的最大推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危机。脱欧派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在宣传时往往将加入欧盟描述成理想主义的自我牺牲行为，他们称加入欧盟剥夺了本国的发展机遇，付出过多资源去追求虚妄的“泛欧洲主义”（Pan-Europeanism）梦想，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看下面这组数据：仅2006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欧盟内部的货物贸易出口额累计增长14.64%，欧盟成员国与外部贸易伙伴的货物贸易出口额累计增长16.29%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显示，在1980年至2014年的统计区间内，除少数几个入盟较晚的东欧国家之外，其他欧盟成员国均在榜单的前30以内。英国的HDI从1980年的0.738增长至2014年的0.907，法国从1978年的0.721增长至2014年的0.888。希腊则从1980年的0.714增长至2014年的0.865 。
虽然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关联程度的测算，仍然存在理论争议，但没人能否认欧盟在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欧盟各国的社会认同并没有随着一体化进程而深化，传统的国家中心福利体系在欧盟中的式微，在相对剥夺感增强的情况下，欧盟就容易成为民众迁怒的对象。
在脱欧言论沉渣泛起之时，欧盟和各成员国的领导层却并没有主动迅速的予以反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能转化为有说服力的论据，任由非理性情绪不断积累，最终积重难返，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英国脱欧派在公投中的胜利，是近20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大的挫折，带给欧盟的冲击是深远而全面的。这张对欧盟投下的不信任票，拷问着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和前景。这场危机的出现，是后全球化时代中领导力缺失的滥觞。后全球化时代的长期趋势，就是去中心化、去威权化和碎片化。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在转换的同时也在反复被解构和重组，然而对于领导力的建构却十分不足。
在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称的“多孔化地区”（porous region）中，领导力缺失将造成的权力真空，低门槛的民主政体和民主制度很容易被激进的情绪或短视的功利主义所主导，滑向民粹主义的深渊。公投在决策程序中的滥用就是例证：政治人物的权力资源不足，为了逃避履行政治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选择将棘手的议题付诸公投。
“咸决于公”民主外壳的背后是社会撕裂、共识欠缺和制度失灵，以形式民主否定、僭越程序正义和公共利益，丢失了公共理性和决策机制，这甚至比议题本身所包裹的民粹主义和情绪化更让人忧心。
作者任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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