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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报道了中国国防大学课题组组织撰写并出版《新加坡发展之路》一书，引起多方学者的关注，认为中国可能将会通过这种对新加坡政经以及社会制度的整体分析，来为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寻求借鉴。
也有不少人认为，新加坡式的发展道路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并且坐收扼守海上交通咽喉之利，所以其发展乃是一件自然之事。与之相反，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历史文化包袱极其沉重，发展起来肯定要比新加坡难得多。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又如何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供经验呢？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因为新加坡领导人曾多次重申新加坡与中国不具可比性。在去年11月接受《联合早报》的专访时，李显龙总理也明确表示，新加坡愿助中国走它原来就已经要走的路，仅此而已。
然而不但此一课题组，还有不少中国的领导层也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小岛，其背后又有何原因？在我看来，这种理性抉择之后的原因不外以下数点。首先是因为二者都曾是欠发达的非西方文明发展类型（东亚模式）的国家，并曾经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转轨；其次非常重要，此二者实现现代化起飞或希望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都采取或将要采取渐进模式，以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稳定转型。
再者，不少人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两国执政党的统治地位都很难被其他政治势力所撼动；最后，同样还有不少人认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两国都保持较为强势的政府角色，甚至有人将新加坡式的成功，简化并曲解为“威权加市场经济”。正是这些共性，使得中方的智囊希望能够在新加坡身上，找到一些中国改革道路设计之中可供借鉴之处。
除了两国在版图方面的天壤之别外，还有哪些足以影响这种参考性效果的重要差异呢？虽然同属亚洲国家，并且新加坡的人口主体也同为华人，但因为近代史上的经历不同，产生了政治文化传统方面的重要差异。与华人社会中有人治传统的巨大负累不同，殖民统治所遗留的民主法制框架，是新加坡的一笔无形资产。因此新加坡无论被称为是何种威权主义，其国家政治权力赋予，依然受到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普选的议员产生机制、反对党及选民定期接待等制度性制约。从1993年起，新加坡的总统又起到了进一步监督、制衡政府的作用。这些都与中国式的一党制与领导人集权制度截然不同。
在经济制度上，即使是在实现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与新加坡无法相比。因此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政府行为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能够明确地按照现代性标准，来逐渐推进国家建设的蓝图，消除既有利益集团阻碍国家制度更新的情况发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毫无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还是处在历史的黑暗之中逐渐摸索前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博弈，也使各项政经改革很快进入了深水区。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从新加坡过去的发展之中发现，在保持中国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渐进式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可能最符合中国全民的利益。而且，即使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还是应极力寻求中国在现有共产党体制之内的新平衡点，以实现持续推动国家的改革与开放，让中国成功地完成现代化转型。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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