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国外交家乔治·鲍尔（George Ball）曾经说过，以色列需要从其自身“不由自主”（in spite of herself）实行的自杀式政策中被拯救。在一篇1977年《外交事务》杂志刊载的文章中，他呼吁美国不偏不倚地推进阿以和平。但尽管鲍尔有关以巴冲突问题的现实立场在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屡见不鲜，但却一直被视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禁区，现有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就以色列问题达成了几乎神圣的共识，至少持续到目前为止。
可以肯定，在某种程度上，鲍尔的立场只代表极少数。归根结底，美国从未动摇保持以色列“军事能力质的优势”的决心。事实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打破了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所有历史纪录，尽管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从不愿采用美国纳税人买单的军事优势来为和平冒点估算过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仍然在为以色列目中无人的吞并政策提供支持。
但情况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美国政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高度分化，年轻一代更多地看到偏执的以色列欺压被剥夺权利的巴勒斯坦人，而逐渐淡忘了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史诗。对他们来讲，以巴冲突已经成为某种人权问题，而且这种人权问题还备受争议。以色列的辩护者正面临着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运动，而这种状况是从学生抗议越南战争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2014年一项盖洛普民调显示，虽然占微弱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有理由在2014年袭击加沙，但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却仅有25%持上述观点；高达51%的30岁以下民众公开宣称以色列的行动缺乏合理性。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一项民调显示，高达84%的民主党和60%的共和党更倾向于一国解决方案，也就是由单一民主政府保障所有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享受平等权利。
上述变化已经得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近几个月来，民主党议员在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领导下，已经呼吁调查以色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巴勒斯坦人施以酷刑和法外处决。而美国驻以大使丹·夏皮罗去年1月在演讲中，提出以色列实际是在西岸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这一说法震撼了以色列的政权者。
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打破了框框，在总统竞选中呼吁改变民主党的以巴冲突立场。通过强调巴勒斯坦人所处的困境，桑德斯不仅凸显了自身以道德为重的世界观，这样的观点当然很有可能演变为理想主义，同时凸显了他理解一种重要的选民情绪。多亏他的努力，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召开的民主党大会注定会标志着该党立场的转折。
共和党同样威胁要疏远以色列，但却以一种更具破坏性的方式。该党11月总统大选的推定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示，他不会批准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暗示他认为两国方案失败的责任更多是在以色列一方。相反，他表示自己将在以巴冲突中扮演“某种中立的角色”。
特朗普的表态似乎对其支持者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很多人都因为他的反体制做法而喜爱特朗普。如果他们鄙视的体制内政客支持以色列，那么合理的推断是那种政策肯定是有问题的。
危险之处在于特朗普正在发掘保守派选民群体中某种公开的排外因素。事实上，他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支持，包括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有鉴于此，特朗普的崛起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是个非常坏的消息，而且实际上所有美国少数族裔群体都应为此而感到担忧。更糟的是，特朗普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越美国影响到其他地方的极右翼领袖，比如奥地利的诺伯特·霍费尔，后者可能模仿他的策略煽动并利用尘封已久的本土主义。
对以色列而言，尤其考虑到以色列长期依赖共和党议员推动其议程，特朗普当选总统肯定是一种重大损失。比方说2011年，共和党议员竟然在不通知白宫的情况下安排内坦亚胡对国会议员讲话，目的是阻止国会通过奥巴马长期以来一直与伊朗谈判的核协议。
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有个不那么亲切的白宫盟友是一回事；但如果特朗普当选并将其“美国优先”的外交哲学付诸实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本身并无不合理之处，但特朗普所持的观点令人回想起二战前孤立主义者和反犹团体呼吁美国安抚希特勒。对特朗普及其成百上千万支持者而言，“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开明的全球使命的结束。外国势力，无论他们是谁，应当付钱购买美国的服务。
因为对欧洲反对其巴勒斯坦政策的公共舆论充耳不闻，以色列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欧洲的支持。现在，以色列曾几何时在美国坚不可摧的堡垒正在受到威胁。当然以色列必须意识到无视这种挑战几乎等同于跳下悬崖。
作者Shlomo Ben-Ami是以色列前外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著有《战争的伤疤、和平的创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Scars of War, Wounds of Peace: The Israeli-Arab Tragedy）。
英文原题：How Israel Is Losing America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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