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政府决定设立市镇理事会，这是一种权力下放发举措。即把原属建屋发展局管理组屋区的主要权力，交给各选区的民选国会议员。
赋予国会议员管理区内组屋市镇的权力，其实有很重要的政治用意。时任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国会说明了理由，议员必须通过自己的表现向选民负责。所希望达到的意愿，是议员的权责加大了，能使选民在大选时更加审慎投票，选出诚实有能力的代议士。
此外，他还强调，设立市镇会这样的机制，可为那些完全没有实际治理记录的政党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证实自己的实力，有良好的行政力。这种行政能力是组织政府的先决条件。
首先面对考验的是波东巴西单选区的詹时中，接着是后港区的刘程强。就有限的时空来看，如果居民要求不高，要在一个单选区范围内做好日常清洁打扫，垃圾处理之类的工作，还是比较容易应付的。毕竟那些需要大笔资金的翻修翻新工程，到头来还是由政府来做，不是市镇会职责范围内的事。一个单选区的财务管理也相对简单，比较容易管控。
然而，一碰上集选区，问题就来了。这就是工人党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的现实，尤其是在财务管理方面，不仅数目变得庞大，账目也更加复杂，监管不易。也因此，国家发展部提出了市镇理事会（修正）法案。
国会日前通过了这一法案。国家发展部对所有市镇理事会的监管权与范围将扩大，接下来将定期审计市镇会的财务健康状况。一旦怀疑市镇会违例，政府也有权第一时间介入并展开调查，避免任何财务亏损情况影响居民利益。
此外，市镇会若屡次不听劝或不合作，例如不按时提交账目或记录市镇会成员的利益冲突关系，也可受到法律制裁，面对罚款或更严厉的刑罚。这将确保市镇会的监管达到跟慈善机构等同的标准。
不过，在法案进行表决时，在场的六名工人党议员以这些权力“过于广泛”与“过度干预”为由，一律投了反对票。该党表示不反对加强市镇会的整体监管标准，但不认同额外监管权应交给由执政党政治职务者主管的国家发展部，认为任何调查应由独立单位或调查员进行。（以上均见3月11日《联合早报》）
这样的反对理由，言下之意，好像是说政府修正法案的动作似成了一场政治操作。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这本质上就是个监管的问题。客观来说，想想事态的发展，政府好像先是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后来则终于决定不能不管，必须挑起政治责任。因为，到头来，必须收拾烂摊子的还是政府。
工人党管理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此前还包括榜鹅东）出现财务管理问题的风波，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至于个中来龙去脉就不必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当年设立市镇会的初衷，那政府其实就应让有关问题自然发展下去，直到大选时由选民自己决断就是了。
不过，市镇会财务风波发生后，在市民当中激起的反应，并不是像当初所设想的那样。不少人不仅不以为应该向市镇会问责，还觉得有关事情是被政治化了，也就是说，执政党看来是在借机打压反对党。不用说，工人党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人们同情弱者的心态，问题的焦点多少被成功转移了。因此，有所谓要求非政治化的呼声。
事态的演变说明，如果当局对有关的市镇会财务问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不管，听由选民去面对后果，真捅出了大娄子，选民一定会责怪国家发展部，为什么没有负起监管责任，及时出手，防止事态恶化。而及时出面干预，则又难免背上政治化的骂名，可谓里外不是人。
市镇会被赋予组屋区的管理权，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选机构，它行使的是以前建屋局行使的权力，所以，仍然是在国家发展部的监管之下。问题在于监管权力不足，或者说，监管框架没有跟上客观环境的变化。这让市镇会有了开脱的空间，尤其是在财务与企业治理方面。而国家发展部和建屋局在遇上问题后，则只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因为缺乏法令所赋予的直接干预的手段。
我们或许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当初成立市镇会的设想容或考虑到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但却没有相应的照顾到监管框架容或有所不足的问题。监管框架没跟上，因此出现了发生问题时才察觉到监管有短板。
所以，国家发展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李智陞说：“国家发展部下来将有更多空间介入市镇会管理，但我们必须被赋予新权力，原因正是28年前市镇会制度设立时不成文的契约（compact）已被破坏。那契约建立在市镇会人员和当选议员负起当选后的责任，以及会纠正错误、对居民保持透明等的原则之上。”所谓不成文的契约，就是本来是想当然大家都会那么做，结果实施证明不是如此，所以，现在只好明文规定了。
修正后的市镇会法令，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更严密的财务管理，更清楚的治理标准，也赋予国家发展部更到位的监管权力。总的来说，这使市民的利益更有保障，减少了市镇会治理不当所可能导致的严重风险与后果。但这一来，是不是说选民即使选出了能力欠佳的议员，也无需再面对选区治理不当的政治风险？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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