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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土、自决和“港独”的议题，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亦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
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亮出北京的底线，不容许香港成为渗透大陆，以及颠覆中共的基地。可以预料，北京的治港政策将会变得强硬。在此情况下，香港的自治权和自由度会否减少？香港的独派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势必影响香港政局的稳定，从而影响香港、大陆乃至整个东亚的投资环境。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在7月8日举办了一场名为“香港不孤单——从世界各地的自主运动寻出路”的讲座，邀请了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总监方志恒、时事评论员梁启智出席。讲座规模不大，两位嘉宾的名气不算太高，但他们长期研究香港统独问题，立场倾向独派。我们可从他们的言论，预测独派未来的动向，又或者反过来，预测北京未来的治港政策，以及其“防独”措施。
首先，梁启智提到，波罗的海三国如何脱离苏联，在某程度上来说，跟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政策”有莫大关连。当中，苏联开放报禁，让大量负面新闻浮现，暴露出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管治威信急剧下降；开放党禁则使得苏共失去了多个加盟共和国中的最高苏维埃控制权，由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取而代之，最终使得它们脱离苏联独立。
以上案例带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和香港的民主化，绝对会影响香港的统独地位。我们从反面看出，北京很有可能借鉴了苏联的历史，因而一直不愿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免自己重蹈苏共的覆辙。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现在已出现分离主义思想，北京未来可能更不愿重启政改，在野泛民主派则将会继续在“双普选”问题上做文章。政改问题压得越久，港人的民怨累积得越多，最终可能爆发另一场占领运动乃至骚乱，影响香港的政局和经济稳定。
方志恒则提出七个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案例，当中不少案例发生在民主国家，如苏格兰、加泰隆尼亚和魁北克。所有案例旨在指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民主中国不一定使香港能够拥有完全自治或独立，民主化只是港独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二，方志恒一再强调，港人的主体意识，才是争取完全自治或独立的关键，而主体意识不一定需要透过政治或议会抗争，才能培育和维持下去。
其实，方志恒去年曾在媒体撰文，提过类似观点，并提到加泰隆尼亚在西班牙前独裁者佛朗哥统治时期，透过成立文化组织提倡加泰隆尼亚文学创作、组织“新歌运动”（New Song Movement）创作加泰隆尼亚语流行曲。这种思想似乎跟另一独派组织——热血公民所提倡的“文化建国”十分类似。
可以预见，北京为免分离思潮蔓延，必然会催促港府按照《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制定国家安全法，港独组织的政治空间极有可能因而“进一步”收窄。在这种情况下，独派极有可能走向地下化。另一方面，他们有可能会变身成文化组织，并且利用香港的语言和文字上的差异，即所谓的“繁简之争”和“粤普之争”，营造港人的主体意识。
事实上，这种“文化港独”的工作早已展开，如民间组织“港语学”，便正是有意在粤普之争问题上“去中国化”，强调“港式粤语”已是独立于广东粤语的语言。反过来看，方志恒的言论倒像是曲线提醒了北京，须防范香港的文化和创意产业发展，变成“文化港独”的温床。对有意投资香港文化产业的人来说，北京会否逼使港府打压，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作者是《香港投资日报》主笔
学研社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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