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非常强调家庭伦理，这或许是古代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背景使然。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养老院和孤儿院（据研究，中国最早的养老院始于南朝梁武帝所设立的“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基本单位，因此，没法再耕作的老人和年幼者，都得靠家中壮丁抚养，形成多代同堂的大家庭。
现代社会就不同了。我们的社会已没多少大家庭，却有很多为老年人和幼童而设的设施，如养老院、孤儿院、日间托老所、幼稚园、托儿所等等。它们取代了很多传统大家庭的职能。现代工业社会加上城市化，使传统大家庭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少子化的小家庭，这是问题之所在。
对此，人们至今还无法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多老有所终的责任，从家庭转移到政府肩上。于是，医疗开支和社会开支越来越大。
农业社会靠人力，因此非常注重生育。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则不然，因此出现了生育率普遍下降的问题，这也才有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今年财政部长王瑞杰的预算声明中，人口老龄化也跻身三大课题之一。
在此之前不久，王财长也透露，有一组部长专门负责研究处理这个课题。他们包括卫生部长颜金勇，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和国会议长陈川仁。事实上，政府早在2007年就设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部长级委员会，目前是由颜金勇担任主席。由此足见政府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以及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有多大。
人口老龄化是个问题，但不能被错误理解为老人都是问题，也不能误以为一个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就百无一用，必须靠边站，或者必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现代社会的老人和农业社会的大不相同。现在，不止平均寿命延长，我们的工友占多数也是所谓的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工），靠的不再是体力劳动。
对不少行业而言，丰富的经验积累更是年长工友宝贵的资产，非年轻入行者所能企及。由于公积金等制度，大部分在青壮年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在踏入晚境时，也都有可观的积蓄（包括房子）作为老本。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乐龄人士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其实都能继续健康地独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过去人为定下的60岁或62岁退休年龄其实已不适用。有不少人因此建议，应把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这一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继续留在工作队伍中，缓解劳力短缺的问题；二来也可以让年长者继续靠自己的能力过活，有一定的收入。
据当局估计，到了2030年年龄65岁以上者人数会超过90万，换句话说，到时每四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另据专家研究，一般年届60岁的男性新加坡人平均还能活上22年，女性更长命，平均可继续活上26年。
20年在人的一生中是很长的时间，如何使这最后的20年过得健康、充实和有意义，是个值得我们周详考虑和研究的大课题。我们有必要改变对老年人的传统看法：以为到了一定年纪就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这对生育率低和人力短缺的社会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因此，在确保老有所终的同时，我们实应一并研究如何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这不是说要老年人都工作到老死，而是要充分利用宝贵的人力资源，让所有还可以工作和愿意工作的年长者继续发光发热，不虚度宝贵的生命。
如果我们把法定退休年龄延至70岁，或是视个别行业具体情况灵活延长，或是安排灵活的工作时间，就可以调动许多健康的年长者的积极性，善用他们的经验和人力。一个人工作大半辈子，突然退休，往往会难以适应，也容易失去生活的动力，提倡老有所为，也有助于使更多年长者的生活更加活跃和起劲，减少各种容易与散漫生活俱来的病痛。这肯定也有助于抑制老年医疗开支的迅猛增加。
当然，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不仅限于工作，而应有更加宽广的内涵。越来越多的乐龄人士基本上晚境无忧，即使他们选择半退休或不再工作，也应受鼓励积极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保持晚年生活活跃，如做义工，培养有益身心的嗜好，参加有助健康的运动等等。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比如，所谓的乐龄大使可以造访年长者，给他们提出建议，但却没法做到有后续行动，确保年长者真的去参与。
政府的善加引导，是可以得到可观成效的。比方，近几年来，很多年长者就充分利用了活跃乐龄计划拨给的100元，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也有许多的年长者利用技能创前程计划所拨给的500元，参与各种技能培训，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
政府应该在这些工作上加大力度，务使我们的乐龄人士都具有积极的生活心态，活跃的生活方式，越迟坐上轮椅越好；而整个社会也能形成一股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的积极风气。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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