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5月29日的报道引述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说：“我想新加坡人民，如同马来西亚人民一样，必然对自独立以来就是同样的政府、同样的执政党感到厌倦。”表达这样的观点符合他的个性。
任何经济要成功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获得有效率的公务员体系支持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层，以及有能力支付经济战略政策和社会发展举措的可持续公共预算过程。
新加坡在数十年间成功地从第三世界发展为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的成就可以归功于其公共政策制定的“基因”。这源于由李光耀所领导的建国先驱。这个“基因”有以下五个原则。
一、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教科书的说法。这是新加坡特殊和创新的政策制定的特色。实用主义不光是实用而已，更需要坚持诚实和有原则的治理。负担得起且不断增值的公共住屋以及独特的公积金制度，都是实用主义政策制定如何能取得政策创新的例子。
二、强化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和服务的中心。把新加坡打造为国际化的城市国家是建国初期的首要任务。在独立时面对财政短缺，相比大量投资在促进全球经济的连接性，在教育上的投入注重的提升师资，而不是大规模兴建校舍。把新加坡打造成位于全球化前沿，一直是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基石。它让新加坡成为世界级金融、航空、海事、物流、通讯和教育服务的区域经济中心。
三、对贪污零容忍。无论是严禁金钱回报或权钱交易，打击贪污是新加坡有效的政策制定及施行的基石。新加坡政府坚定不移的反贪污立场，一直让新加坡在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名列前茅。
四、确保包容性社会。通过奖励工作而不是福利，是新加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绝对不能向民粹主义妥协。反之，通过技能培训和工业学徒制，以及更新学校课程内容等有利于提高新加坡劳动队伍的国际竞争力和生产力的计划，长期而言，比花费在失业福利上更有可持续性。
五、维持包含监督制衡的民主制度。这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的核心。过去50年来，新加坡公民有权利选择能够最好服务于其利益的政府。
这五大原则一直主导新加坡的公共政策制定。但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政策的宣导、沟通和施行必须采取更有协商性的做法，通过全国对话，包括有时候是能引起人民共鸣的激烈辩论。环绕着公共政策的对话，有三大新加坡政府和人民必须解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挑战：减缓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促进社会阶级、种族、宗教和文化团体的社会融合。
由于人们对全球化普及日益增加的不满，确保平衡与包容的经济增长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需要做得更多。尽管提高社会流动性和推动更多让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的社会融合或许挑战艰巨，这些目标是最重要的，特别对于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国家。因此，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将从他们如何处理诸如融合的住屋计划、确保教育制度的公平、促进宗教和谐、打造与时俱进的共同国家身份认同得到检视。
建国总理李光耀不断提醒我们，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新加坡的生存必须依靠全民团结一致，不断让新加坡保持有用。
新加坡被选为举办历史性特金峰会的场所，过程流畅安全。虽然是个小国，新加坡在未来无疑还将继续被赋予类似重任。我们已经举办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年会议。这个国家当前的国际信用和名声以及效率，已经在过去数十年被人民行动党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悉心培育。但是，展望未来，还是要面对不少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
新加坡人会厌倦人民行动党吗？只有他们自己可以决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言论组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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