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服役实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就常理来说，几十年的演进，应该让这个制度已近乎完美，至少能避免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故。但近来相继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和民防部队里发生的不幸个案，却让人不禁疑惑，这个制度还欠缺些什么？
毫无疑问，军训也好，警察和民防部队的训练也好，都不是儿戏，都必须是真枪实弹。因此，也就很难说绝对不会出现人为疏失或其他意外的发生，并因而导致人命的伤亡。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相信，部队完全可以做到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事故，如“整人”导致的事故。
这里指的两起事故是：一、19岁的陆军第一精卫营士兵李函轩一等中士参加快步行军后，出现热损伤症状，当场接受降温急救并送院治疗，但最终不治身亡。虽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家属提出了一些疑问。二、民防部队的郭俨进中士（22岁）在庆祝退伍的活动上，被同僚放入 12米深的泵井，结果遭溺毙。家人说，他水性不好，早在事故一个月前就开始担心这个 “跳井仪式 ”。
这两起令人痛心的事故带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就是部队中所存在的“整人文化”。所谓整人，部队中流行的说法是马来话“tekan”，一般指长官或上司对付下属，带有一种刻意的欺侮甚或报复的性质。这样的事在国民服役实行初期听闻甚多，尤其是武装部队，这不是什么秘密。当年笔者在警察部队里服役时，也曾亲身经历这样的事，但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与全队同袍联名写了一封投诉信给总监，迫使在训练场上滥权刻意整我们的警官公开道歉。
部队，尤其是军队，讲究绝对服从，这是军纪所需，但也是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现整人文化的根源。这里必须分清，有理有据的惩罚和整人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维持纪律之必须，后者则是权力的滥用。滥权，无论如何是必须禁止的。这样的听闻随着入伍青年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而渐渐消弭，显然是有改进的。
所以，上述两起事故的出现，确实让人有些迷惑，为什么这样的歪风又开始出现在部队中？这里须澄清一点，即发生在武装部队的个案原委还有待查明，但亲属有那样的疑问，发生在民防部队的个案，则已是“人赃俱获”了。有过来人还指证说，那种整人的做法已存在好一段时间了，虽是明令禁止，却没有得到奉行。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民防部队的个案来说，它类似大学里过去迎新活动出现的“拖尸”。退伍本来和入伍一样，都是该严肃对待的事，却被用来上演整人的“跳井仪式”，这是部队之过，反映的是部队治理哲学上有问题，分不清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该严肃而玩闹，可以说是进退失据，不知分寸。负责人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自不在话下，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部队中的整个纪律文化应如何拨乱反正。
我们也许还可以，甚至必须提出这么一个疑问：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整人的行为和活动，但为什么没有人敢于作声，包括死者在内的相关者，也只停留在“担心”这个层次，而不是勇敢挺身而出，指陈是非？直到悲剧的发生。又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出面为死者说情？是不是大家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果真是这样，那就更令人担心了。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哪个部队，民防和警察也好，军队也罢，同袍之情特别重要。如果作为同一部队的成员，却无法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互相保护，那这支部队还如何能真正发挥整体的力量呢？对一支战斗部队而言，这样的情况尤其要不得。战斗部队除了要有精良的配备，更讲究“军心”，军心如果涣散，面对敌人先就输掉应有的气势，更遑论要打胜仗。
这就涉及各部队国民服役训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服役人员整体心件的形塑。训练，不单是体能、枪械等的有形训练，更是心理建设这一无形的训练。而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出现思想误区，或少了这一精神支柱，那就非常危险。
误区可以是以为国民服役训练就只是纯军事上的训练，并只一味依照各种既定指标完成任务，而忽略了实际“战场”上的实况。因此，墨守成规，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误区也可以是一些长官以为身为长官，就得通过某种下马威的方式，让下属乖乖听话。误区也可以是把训练和生活完全分割，就当作一个差事，或像遵循仪式一样进行等等。
久而久之，大家也许忘了，新加坡实行国民服役的目的，除了要建立自己的防卫力量之外，同样重要的目的是塑造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一个新生的多元种族国家，国民服役制度是一个很好的融合机制，让来自不同种族的年轻一代通过共同的训练，磨砺，不只练就坚强体魄，更凝聚出一种特有的同袍精神。
强调为国服务的精神没错，但这容易让人只把服役当作服役，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义务，义务完了就各奔前程，各散西东。殊不知，服役有更重大的意义，既是要有锻炼坚强有战斗力的个体，也是在锻造一支支能精诚团结、一心一德的命运共同体，因为面对实际情况或真正投入战斗时，队友就是决定成败或生死的战友。
因此，如果服役训练没有完成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建设，那训练任务就只能说只是完成一半。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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