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距离爆发全面贸易战的7月6日“红线”日益临近，双方争端呈扩大化趋势。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鹰派代表普遍认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是表面的一些数字逆差，而是与数字背后的体制和政策博弈密切相关。
近年来，中国政府政党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有愈发强化的倾向（譬如中国政府所极力推动的“一带一路”策略，在外企和上市公司中设“党支部”等），再参考中国政治高层过去五年来向外界所传达的特色意识形态取向（包括今年初的“修宪”行为），都连带引起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多“道不同，不相为谋”级别的警觉和反制。
美国在对华贸易争端中，明确提出要遏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政府补贴与侵犯科技知识产权行为。其判断基于中国的模仿和改进能力明显高于原创能力，于是严守核心技术机密，就能够大幅延迟中国的技术赶超速度及势头。目前，美国政府部门已经或正在出台系列举措，譬如禁用中国品牌手机通讯设备，叫停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收购行为，严查中国与美国企业及大学的科研合作项目，限制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规模和活动，收紧中国赴美国的高技术专业留学生签证等等。
这一切都表明，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政温经热”的总体状态，正在被“斗而不破”的新常态所取代，而且不排除会走向“擦枪走火”。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必然会达到一种与美国一争高下的临界状态，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中国而言，关键是要正确把握住与美国及西方竞争的性质：是沿着不同文明发展竞争的正常轨道，还是体制及意识形态对抗纷争的异常轨道？
目前的宏观局面是，中国为一党威权社会，美国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国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美国搞自由资本主义；中国强调儒家集体文化传统，美国是西方个人文化传统。如此的不同排列组合，并非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还在于对“度”的智慧把握。
在改革开放前35年里，中国对美国关系“度”的拿捏基本正面可控，如所谓“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不折腾”，即保持中美关系宏观框架的良性稳定，就事论事处理管控某些个案分歧。
不过，近五年来，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自己进入一个战略调整期，中国方面在应对美国变化的过程中，应反思是否出现了几处“度”的把握失误：不该做的做多了，该做的却没做够。首先，本来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相对淡化，中国如也能保持模糊低调，就能争取美国的更多合作。但中国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为西方提供了更多扩大化遏制中国的口实。
再者，可能出于树立和巩固执政权威的考虑，中国开始高调宣扬在综合实力上“厉害了，我的国”，号称已抵近甚至超越美国，罔顾在众多核心技术领域中国仍然隔代落伍和受制于人的事实。这种“大跃进心态”使得中国国内失去冷静，也引起西方鹰派的特别关注和反制。美国对中国中兴通信公司的全面封杀，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在对美贸易纠纷和谈判过程中，中国延续传统思路和做派，对特朗普政府的心态和策略缺乏洞察前瞻，立场保守平庸，失去主动出击解决问题的契机，目前处在被动接招反应的境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中国的特色模式不是不能发展壮大，但走极端就坏事，一如邓小平的深刻告诫：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再者，中美关系的最佳常态是“和而不同”，为此要敢于做出政策行为的及时调整和矫正。否则中美冷战，更大的受害者应会是中国，甚至可能颠覆中国复兴的世纪进程。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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