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12名少年和他们的足球教练受困清莱岩洞，最终在拯救行动中全体安全脱困事件，随着他们出院与国内外记者相见欢之后，已告一段落。受困者的求生过程，仍在世人心目中留下几许的疑惑，但有一个疑问，或是被人忽略，或是被视为理所当然，那就是，为何在拯救行动中“出尽风头”的都是西方人？他们之挺身而出，当然不是为了出风头。这是高度风险的拯救行动，能力不足者强出风头，只会误了大事。
最先在岩洞里发现受困者的是两名英国岩洞潜水专家，他们回到伦敦时都被其国人骄傲地当成英雄。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们都表示“只是做了该做的”，不能算什么英雄。其中一人斯坦顿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用了平时用在自己兴趣上的特殊技能来帮助他们。”另一人沃兰登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做的是经过细心部署的……要表扬的是国际团队和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这次是一项多国合作的拯救行动，英国的岩洞潜水专家得知清莱事件后，能够随即招兵买马，因为他们有一群同好者，组成的世上从事挑战极限的稀有网络。
长久以来，挑战极限的运动几乎都源自西方，岩洞潜水、空中滑翔、征服雪山高峰、攀爬峭壁等等，都是玩命的事。西方的探险家视死如归，前仆后继，东方人正是缺乏西方人的冒险精神。西方人认为生命是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过程中有危险有挫折，有成功更有满足感。
上个月，一名12岁名叫戈隆的法国小男童，自驾风帆用14小时多的时间渡过英伦海峡，创下世界纪录。他在途中一度要放弃，但乘坐另一风帆跟随在后的父亲则一直为他打气。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西方人对生命的价值观有异于东方，东方人的父母不会这样“不负责任”，让自己的小孩去冒这样的险。
中国明代曾经出过两位探险家，一位是世界上知名度高的郑和，他在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大规模远洋航海，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远达东非各地，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的航海家地位无可取代。比郑和稍后的探险家徐霞客，历史地位则被中国自己贬低了。
徐霞客是个地理学家、探险家，他用30年时间走遍神州大地，考察了多处的奇山异水，其间历经了无数次的凶险，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但这本地质学的经典，后人对其文学性的重视甚于地质学的研究价值。每年的5月19日是中国的“旅游日”，说是纪念徐霞客开始动笔写《徐霞客游记》的日子，徐霞客被当作促进旅游业的“代言人”。探险家变成了旅游家，是以纪念为名的商业操作。
徐霞客曾经参加过明代的科举考试却考不上是必然的结果，他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料。他若为了求取功名，去钻研八股文章，就埋没了他的高度探险求知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世界最早的文官选拔制度，它能够实施长达1300年，自有其成功之处，它最成功的地方是确保了社会的流动性，出身贫困的最底层小人物，都有机会在古代的全国联考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与功名挂钩给了人们上进的动力，所以，考试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公平的选拔制度”，但所谓“公平”也是相对而言。
一种考试制度不能因应时代的改变，弊端就会显现。考试的竞争发展到极端就是扭曲人性，价值观错乱。中国的科举考试终结于1904年，但越南和朝鲜的的科举拖延得更久。东亚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读书考试格外重视的精神延续到今天。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学生在国际评比中常有杰出表现，便是源自读书求上进的价值观。
今天，我们对考试制度的怀疑，则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心理反应。尽管小六离校考试将从分数制改为等级制，直到最近我们还是听到国会里反对小六会考的声音。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出席新加坡经济学会晚宴时指出，“学生如今不只是应付学校课程，还得应付上补习班与考试练习的额外作业所带来的压力。这可能是本地学生学业成绩优异，在国际评估中名列前茅，却对考试感到非常焦虑的原因之一。”
他将这种过度注重应付考试和入学竞争的拼学心态，称之为“努力的通胀”（effort inflation），意思是说，学生努力之外再加努力，学到的知识没有相应增加，甚至更少。补习和额外作业越多，越加重学生患得患失的心理。这个现象值得担忧。
教育部分别在1998年和2005年削减课程，是为了让学生有时间培养其他方面的知识与兴趣。但是，学生却把学校以外的时间用在补习和各种应考的练习上，辜负了政策的初衷。他说，日新月异的科技已改变工作性质，在新环境下，人们的观念必须从“把书读好就有好工作”转向终身学习。此外，来到关键交叉路口的教育制度，也必须随着新环境从四方面重新平衡取舍，激发国人求学乐趣与拼搏精神。教育部长的这一番意见，预示着教育方针的可能改变，“把书读好”和“有好工作”能否脱钩，更大因素还取决于社会的价值观和个人如何看待生命。
两千年前的庄子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并非对求知采取消极态度，而是提醒人们求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书读好”是一回事，“有好工作”是另一回事，有没有把书读好，可以用考试衡量，有没有好工作，则牵涉到“成功”两个字如何定义。
一个人学以致用，有一份高薪的“好工作”，然而当这份工作来到人生某个阶段逐渐失去了意义，不再是“好工作”时，也就是果敢放下，重新追求、重新探索的开始。这样的人不多，一旦在我们周围出现，我们无法理解和谅解，因为我们受世俗的价值观所困。
上周的《早报星期天》一篇人物专访中，受访者沈绮颖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曾担任《海峡时报》驻北京特派员，有安稳的工作和薪水，但她却在32岁那年放弃“好工作”，去当自由身的摄影师。她的父母和亲戚都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她的特立独行，终于有了回报，她成为 “诺贝尔和平奖”委托办展的摄影师，最近受邀加入国际殿堂级的摄影师行列，是我国获得这些荣誉的第一人。当初她若是继续安于“好工作”，停止人生的探索脚步，就不再有以后更多的精彩。她若没有放下过去，也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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